精神伤害刑事行为及损害赔偿研究

本文讨论的精神伤害刑事行为及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的一项新课题。作者从它的历史沿革入手 ,阐释了刑事上精神损害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法律范畴 ;补说了精神伤害罪的构成原理和处理精神伤害赔偿的法律技术 ;辩正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和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特点。针对我国刑事立法的缺陷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例 ,提出了惩治精神伤害刑事行为和民事赔偿的立法构想。     

论我国行政主体的WTO观念

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我国行政主体在管理观念、体制、程序、方式等方面都面临一系列的重大变革 ,其中观念的更新是所有转变的前提。这主要表现为 :破除封闭性、地方性、本土性观念 ,培育国际规则、国际平等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观念 ;破除狭隘性、特殊性、模糊性、垄断性观念 ,树立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等的全局性、整体性、明确性与统一性观念 ;破除“官本位”、强制观 ,树立“民本位”、服务观 ;破除软弱涣散、消极观 ,或无所不管的“全能”观 ,树立行政行为优化干预观。     

离婚诉权不平等之检讨——兼评我国《婚姻法》第34条

男女离婚诉权平等是平等的要求.在妇女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和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限制男方离婚诉权不利于对女方、男方、子女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也违背了婚姻法自身体系的一致性,其实施效果也极差;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漠视诉权、固守传统婚恋观念、固守厌讼观念的产物.<婚姻法>第34条应废除.     

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

为了完善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 ,作者提出了重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两条主线 :一是既判力下的平衡 ;二是诉权与监督权的平衡。在两条主线的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两步走方针 :一是在现有民事诉讼法框架内对制度进行改良 ;二是在重新制定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建立以再审之诉为核心的三层次的再审制度。     

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初论

在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中,最为人们忽视然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贴近并经常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是除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之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于种种原因,行政法学界对其甚少关注,而这导致了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许多重要问题存在认识上的缺陷与分歧。本文对涉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涵义、与政策的关系、制定的主体及其权限、合法性审查和可诉性等重要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尝试澄清谬误并构建适合于我国实际的,能促进其他规范性文件法治化的行政法律制度。     

自助行为的刑事正当化

作为一种私力救济,自助行为广泛存在于社会当中,但我国法律尤其是刑法, 却未给予其足够的关注,以致司法实践中对于自助行为的处理极为混乱,法律的公正也由此 受到质疑。对此,本文试以正当性阐述自助行为的非犯罪性,为防止私权的滥用亦对其适用予 以了严格规范,以获求自助行为最终的刑事正当性评价。     

Intergroup Bias and Inequity: Legitimizing Beliefs and Policy Attitudes

Policy attitudes relating to group-based inequities are in many cases founded on tenuous legitimizing beliefs which are contradic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Policy issues, and their attendant legitimizing beliefs, are considered, including affirmative action, colorblindness/“racial privacy,” hate crime legislation, same-sex marriage, and, in greater depth, capital punishment and racial profiling. Primary themes underlying the legitimizing beliefs include denials that group-based biases and inequities exist, overestimations of the societal costs of inequity-reducing policies, valuing public safety above civil liberties, and discoun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inequity-reducing policies.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显得过于粗疏,应进一步建立相对确定的证明标准。在设计证明标准规则体系时,应考虑下列因素:案件的性质;案件的重要性;案件发生的概率和案件证明的难易程度。由于案件的性质不同及处理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我国民事诉讼不应一律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于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而对于性质严重的重大和发生概率低的案件一般应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的性别歧视——以异性性交往传播的防控为例

艾滋病蔓延已成为中国大陆的一大社会问题。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努力进行预防和控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社会性别视角看,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中也存在着种种性别歧视,尤其在异性性交往传播的防控方面更为突出。因此,应从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出发改善有关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法律、政策和国家行动,进一步提高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成效。     

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已成为司法的一大症结,理论界和各级司法部门予以了高度的关注。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原因,从司法层面上分析主要是审判过程中忽视了财产保全、法律文书瑕疵和违法的执行异议造成。从当事人层面上分析主要是不申请执行、债务人逃避债务和被执行人死亡等原因。解决民事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要建立诉讼执行保障基金制度,确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建立国家民事诉讼强制执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