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我国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之检视

自我国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设立以来,在实践中,出资人缺位、错位、越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当前,有必要对出资人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思。笔者认为：我国国有资产的真正出资人（终极所有者）应是全体国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是出资人的代表人而非出资人;出资人的职责仅指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国有资产的三层次运营模式并不能解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兼具的＂老板加婆婆＂的双重角色;未来我国可以遵循两条路径对国有资产出资人进行制度的重构。     

遗嘱解释的三个问题

遗嘱解释以探求遗嘱人内心的主观意思为目的 ,遗嘱生效的形式要求与遗嘱解释活动相区分 ,从而一方面满足了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达到了遗嘱解释的目的。遗嘱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补充遗嘱漏洞的常见方法是类推补充与法律推定补充。     

后儒家论纲——儒家传统的自我否定与重构

所谓后儒家之“后”,是相对于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意指后儒家根本否定它们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和特殊主义架构。所谓后儒家之“儒家”是就延续儒家传统自身而言,将它包含的种种健康因素以一种新型异质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出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区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司法困境与出路

故意伤害与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的区分，根据现有理论，难以有效指导司法实践，本文通过分析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认定的困境主要在于司法解释对该种类型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模糊，从而保护的法益、客观行为和主要要素三个方面分析产生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解决困境的路径，即跳出过分强调二者区别的思维定式。以二者所保护的法益为指导，运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进行执法判断。     

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付二倍工资之诉讼时效探讨

通过分析《劳动合同法》第82条及相关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及其基本法理，可以认定“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即是用人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起始时间，劳动者主张二倍工资的诉讼时效从“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也可以认定加倍支付的“工资”即为劳动报酬，诉讼时效从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这符合我国劳动立法的目的和基本价值。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一庙两城隍，两庙一城隍”——平潭城隍信仰调查

城隍信仰是福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对平潭县一城坐拥三座城隍庙这一较为奇特的民间信仰现象进行了考察，归纳出平潭城隍信仰的诸多特点，并倡导以平潭、台湾两地共同的城隍信仰为媒介。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过错责任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责任通过精准界定抽象而模糊的过错概念、扩张或者细化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使侵权法中僵化模糊的规则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并充满风险的当代社会。保护性法律需符合法律渊源的要求，并且该法律的目的应在于保护私人利益并提供侵权法的救济。此种特殊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相比一般过错责任具有特殊性，并且其各要件处于相互动态关联中。我国侵权责任法仅在第6条规定了有关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仍需通过此种特殊的过错责任，尤其需借助于以行政法所确立的行为标准为主的保护性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界定抽象的过错。     

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思考

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现阶段党群关系中的问题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深刻背景下产生的，是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突出反映。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必须对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从经济、政治、队伍和工作机制等方面探索改善党群关系的方法和途径。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