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麻种植利用情况调查分析

大麻是我国传统的经济作物,由于具有特殊的性能,应用前景广阔。近年来,大麻毒品犯罪情况在我国时有发生。为防止在发展大麻产业中的大麻毒品问题,对大麻种植严格管理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调查分析,提出如下建议:(一)加快制定相关标准;(二)规范种子源的管理;(三)对大麻的生产加工、收购进行监控;(四)加强对零星种植大麻的管理力度。     

有效合规管理的两种模式

自我国监管部门引入合规监管方式以来,有效合规管理大体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制度模式。其中,日常性合规管理是企业在行政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以预防相关合规风险为主要出发点,建立常态化的合规管理体系;合规整改则是企业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压力下,或在国际组织采取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以减轻处罚或者取消制裁为目标,针对业已暴露的违法、违规或犯罪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合规整改措施。在确保企业有效防控合规风险方面,这两种合规管理模式各有其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功能,也存在着各自的优劣得失。在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建构方面,这两种模式既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相互补充和完善。     

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对当下归属理论的一种质疑

“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之主张既无法合理应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问题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特别认知的侵害情形,也不契合处罚不能犯未遂的司法现状。“先客观后主观”的审查顺序在自然科学上的合理基础不复存在,权利保障理念与不法的客观性间也不存在必然关联。客观优先的审查顺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程序法而非实体法。主客观二分法并不现实:“目的性动词”使主客观要素无法完全割裂,主观要素缺位可能无法评价不法的有无,主观要素还能够影响到具体的不法类型判断以及行为危险的程度。主观故意和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在不法判断中的地位已然无法撼动,至少在故意的作为犯中,客观归属论已名实难副。主客观二分式的犯罪构成模式并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两者也不存在绝对的先后次序,主客观相结合的不法判断才更加贴合实际。因此,应当重新审视责任要素的范畴,故意、目的等要素实际上应归入构成要件的领域。否定客观不法论,“不法与责任的区分”才得以真正确立。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彰显了我国从严惩治贿赂性犯罪的立法倾向；该罪主体中的“关系密切的人”的标准与范围以及客观方面对“利用影响力”的解释，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立法上存在完善的空间，并且与受贿罪存在竞合关系。     

以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日益猖獗,以传统的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面临诸多困境,诈骗罪要求的欺骗行为、数额结果、被害人处分意识等要件受到冲击和挑战。增设电信网络诈骗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电信网络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和信息安全,其中信息安全是主要客体,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考虑到电信网络诈骗罪的特殊性,合理配置主刑和附加刑,并充分发挥保安处分性质措施的作用,满足打击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博弈论视角下的警察职务犯罪预防

本文将博弈论引入到对警务腐败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建立博弈模型,细致地分析了存在于警务人员、举报者、罪犯各个主体之间可能的预期利益、行为模式,以及基于对不同行为模式的选择及各方主体的收益情况。最后,文中提出了应对职务犯罪的建议及对策。     

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实证研究

从犯罪主体所在单位而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是徇私枉法犯罪的重灾区,占样本数的87.5%;在公安机关内部,犯罪主体属于县（区）级以下公安机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占样本数的76.3%;犯罪主体均为男性,且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样本数占80.7%;在庭审中,对犯罪主体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的争论或辩护不仅涉及到罪与非罪,还涉及到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最终必将影响刑罚的适用。公安机关的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但不能由此推断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均为行政工作人员而非司法工作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和聘用人员可以单独成为徇私枉法罪的适格主体;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论经济犯罪侦查权的配置

经济犯罪侦查权的配置问题,是近年来侦查学学科内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突出表现为,一方面要整合资源,从而保证侦查权最大限度发挥效能;另一方面要求侦查权能够独立行使,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笔者试图通过探索,将经济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使得上述两方面能够兼得。     

关于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情况的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导入,2010年至2012年间,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均高于全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我们通过分析这三年重新犯罪的305名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其主体、家庭、环境、司法执法等因素,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新形势下腐败犯罪的防治

在新形势下,腐败犯罪已经在国家权力结构各个层面爆发出来。从控制理论上看,官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务犯罪行业,官员成为潜在的职务犯罪人。在这种现实下,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从历史经验与社会发展看,腐败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根本出路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法治化,尤其是权力结构转型过程中有特色的法治演化过程。在对策上,应立足现实,进行调控制度创新,让权力在制度笼子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