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词证据的分析与判断——以言词证据的结构分析为路径

言词证据是一类重要的诉讼证据,但是由于它以人的言词陈述为表现形式,因而通常被认为稳定性较差,证明力较弱。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它的内在结构,透过其表面上的不稳定性,会发现言词证据是可以被把握的,其作用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信托制度异化论——对我国现行信托产品法律结构之评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突破了我国原先“一物一权”的成文法系传统,导入了“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分离的所有权“二元制结构”。面对这种全新的法律结构,实务界往往将信托当作新的融资工具进行利用。事实上,我国目前的信托产品并不具备信托所应具备的法律特征,而立法界与理论界对此又缺少相应的回应,信托产品离真正的信托制度渐行渐远。为此,通过对信托法律关系和法律特征的梳理,剖析并解释现行主要信托产品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期纠正现有对信托“实用主义”功能下的错误认识,还原信托的本来面貌。     

血小板同种抗原基因中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广西地区壮族和汉族人群中的差异分析

目的检测血小板同种抗原基因中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广西地区壮族和汉族人群中的差异。方法利用基于单碱基延伸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型芯片,对广西壮族地区99例壮族个体和107例汉族个体的染色体基因组上10个SNP位点进行了分型,其中9个位于6个血小板同种抗原基因中,1个位于基因间区。此外,结合Hapmap计划第二期公布的四个人群的SNP分型数据,分析这六个人群的遗传结构。结果广西原住汉族人在等位基因频率上未检测到与当地壮族有显著性的差异位点,但在基因型频率上,rs630014和rs9441951两位点是显著差异的。广西壮族人与广西汉族、北京汉族人及日本东京人的遗传结构相近,但与祖先来自欧洲西部和北部的犹他州居民以及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约鲁巴人有显著差异的遗传成分存在。结论壮汉两族由于历史上的多次基因交流可能导致其遗传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     

论审判对象的生成——基于刑事诉讼合理构造的诠释

诉讼模式的演变,揭示了审判对象只有在趋于理性的诉讼结构之中才可能获得合理而有效的规定。在相对合理的三角结构刑事诉讼中,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对象,审判对象与起诉范围保持同一性。辩护范围与审判对象具有同一性,审判对象集中展现于庭审,却规约着整个诉讼活动过程,审判对象与诉讼构造发生巧妙的相互规定、相互作用。寻求认识一种反思性的刑事诉讼,将侦查行为合法性问题自然纳入审判对象,显示了审判对象范畴在不断走向合理的诉讼构造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张力以及诉讼构造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刑事诉讼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地运用审判对象在诉讼构造中生成与发生作用的原理,合理地改造我们的诉讼构造,有效规范审判对象存在与发生作用的程序问题。     

美国霸权的文化根源和理论支柱

美国霸权的形成除了依赖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外,还有其深远的文化根源和历史积淀,即霸道意识、天赋使命、实用主义。美国霸权以新干涉主义、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和新帝国主义论为理论支柱。从本质上讲,这些理论的背后,是美国美国要用一切手段把他们自认为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制推行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要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与家庭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现行婚姻家庭法律却仍然建立在以合法婚姻为中心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基础之上,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如：回避规范同居家庭、对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关系缺乏应有调整、收养条件苛刻等等。因此,我国家庭立法应当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以道德观为中心的家庭立法应当转向为以调整家庭成员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法,以适应现实社会。     

从方言俗语看地方人性格——兼谈福州人性格对闽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从丰富生动、耳熟能详的福州方言俗语中体味福州底层平民文化性格特点。分析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经济区位环境对福州人文性格成因的影响,探究平民性格在近现代福州精英性格、精英精神升华中的基础性作用。探讨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与福州平民性格特点的某些内在关联,提出现当代抢救、保护、传承与弘扬福州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点思考。     

俄罗斯参与构建欧洲新安全结构的阻碍因素

俄罗斯参与构建欧洲新安全结构进程中存在三个主要的阻碍因素:国内问题;缺少同盟军的支持;俄罗斯选定的欧洲安全结构核心框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本身具有致命的缺陷。以上阻碍因素使俄罗斯在该进程中很难发挥重大作用。     

试论我国区域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政策的调整

我国在区域战略性产业结构布局中应实现发挥市场自组织机制与政府引导的有机结合。     

论《公司法》对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的法律规定

新修改的《公司法》在相关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突破了股东治理结构的局限性,改变了职工民主权利从属于资本的划分标准,规定了在所有的公司制企业都实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明确规定公司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极大地推进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的深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