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

清代台湾南部的鱼塭经营是台湾史研究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韫佃份（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髅的堤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元杂剧“负心汉”形象成因分析

元杂剧中负心汉形象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因，包括当时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元代文人仕途路断的残酷现实；二是传统观念衰落的文化原因。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元代遭受高压，普通市民常常陷入金钱物欲的诱惑中，人们已不看重恪守伦常。在以上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时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追权逐势，负心易妻现象十分普遍。元杂剧中的负心汉形象，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

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经历了"多封众建"、"以教固政"两个阶段,反映出治藏的步骤,首先明确了藏区是其治下的一部分,然后不断完善管理藏区的办法,实质上亦是其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的历史过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明王朝的自身实力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表明明王朝对藏区社会认识与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缅甸蒲甘王朝政权与教权(上座部佛教)的关系

缅甸已被公认是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传播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基地,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古代,上座部佛教一直同王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政、教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缅甸封建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本文试对缅甸蒲甘王朝时期政权与教权(上座部佛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分析和探讨,理清其沿革发展的脉络,揭示缅甸蒲甘王朝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为进一步探究缅甸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教关系作些铺垫。     

唐王朝中央行政体制的构成及其效能分析

在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上,唐王朝注重中央行政权力的划分与制约,逐渐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以行使最高行政决策权、审核权和执行权。同时,为了保证决策和执行系统正常而有序的运作,还设置了专门的行政监察系统。唐王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构成与中央行政权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的体制运行特点及其效能,对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基于法文化视角的清末版权法律文本产生背景考察

《大清著作权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版权保护的成文法,尽管只是短暂适用,但其价值却十分巨大,它所显示的理念与我国传统的版权观念相比有着革命性的转变。清末版权法律文本产生的主观诱因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近代思想家们对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版权制度进行“主体性反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