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浅谈两宋时期警政的主要特点

宋朝的警政思想立足于防范,警政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央集权的要求。宋朝加强治安防范、严密基层治安组织等警政措施维护了宋朝统治区域内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促进了宋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但由于防范成本过于庞大,导致国库空虚,加之民族矛盾,政权最终归于败亡。     

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

兴于唐、发展于宋、完善于元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为明王朝所继承。然而,明代市舶司在机构设置、职能发挥、选官制度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明显的变化。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市舶司的政治性职能逐渐减弱,经济性职能日益增强;其管理海外贸易的方式相应地由官方贸易为主体演变为以民间贸易为主体。明代中叶以后,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面对着东南海防与财政危机,迫使明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海外贸易政策,而主持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机构,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职能方面有所转换。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督饷馆,督饷馆的设立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由市舶司向海关转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宋代城市经济功能新见

评价宋代城市经济,不能囿于城市本身,也不能单纯强调生产的意义,必须打破城乡对立、重生产轻消费的二元思维模式,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着眼,从生产与消费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入手。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末宪政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制度由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过渡,主要体现为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贯彻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且取得了具体实效,是一次现代化性质的改革。     

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形成时间考述

在农务繁忙季节中止民事诉讼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关于该制度产生的时间,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传统的观点认为出现于唐朝。分析现存的中、日古代文献及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确定该项制度最早出现于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杂令》之中。日本《养老令》中关于农忙止讼的规定借鉴了唐开元二十五年《杂令》的规定。依此推断,唐开元二十五年律疏、令应是日本《养老律》和《养老令》重要蓝本。     

论《唐律》中的“出入人罪”

司法人员的审判工作在古代和现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着人民的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唐律》是我国古代影响很大的一部法律,其中对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作了若干规定。通过对其中有关“出入人罪”方面的规定作一点介绍并进行简要评价,可以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一些建议。     

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

本主要论述两个问题：一、投身反秦起主及参与楚汉儒家人数已居各派之首；儒生对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怨恨；人追求富贵显达的本性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表现更为突出。二、汉初儒家知识 分子在以战争手段夺取政权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在以政治手段巩固政权时则较有建树。     

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

清末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价值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殷璠文学史观简论

《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中最为出色的一部。殷在这个集子中不但择选了最能够代表盛唐诗风的诗作,而且表达了盛唐诗坛所认同和追求的诗学原则和审美理想,以及自己对文学史的评断。其中,主要的就是对六朝绮靡浮艳之风的批判,并将此与恢复风雅之道联系起来,以复古定义革新。他同时也肯定了六朝诗人的长处,并对形成了声律风骨兼备的精神风貌的盛唐诗坛做出了肯定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