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对唐代法律的影响

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唐政府给予佛教以法律上的支持,使佛教的发展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道僧格》是唐代的专门佛教法典,《唐律疏议》则有适用于佛教徒及相关人员的专门规定。佛教的“十恶”、“五逆”理念被吸收进入世俗法律体系并予以严厉打击。在一些特殊的节日,禁止杀生即“断屠钓”思想为唐代法律规范所采纳。     

朝鲜王朝士人视野中的天一阁

乾隆中叶以后,朝鲜学人一反清初时期的做法,纷纷来到北京,积极与清朝学人交往,他们渐渐了解了天一阁的情况,表示极大的羡慕与赞赏,进而批评朝鲜藏书楼书籍一入库,就只能“蠹鼠偏蚀”,乃成“书厄”。透过他们对天一阁的看法,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仰慕。     

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自治性评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有清一代,商人们在长期的商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商事习惯,同时也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清代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由律文引申出的自愿原则被官府作为审查与监督行会与行规的标准。这些都使得清代的行会规约体现出了很高的自治性。国家权力不过多介入商业社会,政府充分尊重商人们的自治精神,这在当下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秦律中的“官”释义——兼论里耶秦简“守”的问题

睡虎地秦律中的"官"没有官吏的意思,其主要义项是具有特定职能的机构、部门,从而引申出"公家"的意思,不宜泛泛作"官府"解。"官府"在秦律中有特定含义,表示具有保藏或作业功能的机构及其场所,不宜直接以现代汉语的"官府"对译。秦汉之际官署名称从"官"到"曹"的变迁,是秦朝建立前后以行政行为统一称谓用语的结果。里耶秦简中的"守",主要是长官不在时由某官员代为留守官署坐班之意。对里耶秦简中大量出现"守"和"守丞"现象的解释,必须联系睡虎地秦律和里耶秦简的不同文本性质和具体时空背景来理解。     

晚清时期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革

在新加坡,儒学或曰孔学、孔教,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正宗,在一切思想流派中具有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随着19世纪初期新加坡开埠,华侨来此定居者日益增加,儒学也逐渐在当地华人社会传播开来。自19世纪80年代,晚清设置驻新加坡领事以来,新加坡儒学发展出现兴盛局面。清政府领事官员以及当地华人绅商通过办文社、建孔庙学堂和推广普及双语等方式,实现儒学与西学的对接,将新加坡儒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Soybean Flour Cake

正Soybean flour cake,or lüda gunr,is a famous snack in Beijing.The desser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anchu-led Qing Dynasty(1644-1911)when the leader of the Uygur ethnic group in Xinjiang married his sister to Qing Emperor Qianlong(1711-1799).Spirited away to the Forbidden City,the Uygur girl,known as the Fragrant Concubine due to her natural fl oral scent,was disconsolate no matter what efforts the emperor made to entertain her.Hence,Qianlong ordered the cooks     

清朝前期海南与越南的大米贸易

海南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由于海南和越南在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府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即使在清朝前期海禁期间,海南和越南之间的贸易特别是大米贸易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在南海区域多边贸易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清代夫权的法定与恣意——基于《大清律例》与刑科档案的考察

理学是清代统治阶级所尊奉的正统学说,夫权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从《大清律例》与刑科档案考察,清代的夫权主要包括夫可自由处分家产而不受限制的财产权;夫肆意詈骂妻而不被处罚、殴妻轻罚与不罚及过失杀妻勿论的教令权;妻犯七出时的休妻权;妻背夫逃亡或者犯奸时的嫁卖权;妻殴骂夫之直系尊亲属或犯奸时,杀死该有罪之妻的选择权等。清律法定的夫权至上,导致现实生活中夫权被恣意发挥,这也是清代夫犯妻案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谈迁及其《国榷》新探

谈迁较早地放弃了科考,转而全心治史。谈迁立志写作《国榷》,是在天启元年。修史的直接动因,是不满意晚明的当代史纂修事业。第一稿前后用了6年时间,原稿称《国榷》,全书下迄天启,共百卷。以后,续有补写。顺治四年稿子失窃,顺治十年重新成稿。北京几年的反复修改与补充,使《国榷》第二稿更趋完善。在《明实录》尚存的时候,应理性地看待《国榷》,须从第二位角度来思考《国榷》的价值与地位。《国榷》优于《明实录》之处,有以下几点：写出了《明实录》没有写的真相,补充、纠正了《明实录》存在的失误,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之缺,且有《明实录》的史料信息检索功能。     

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

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广州“ 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 ———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为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