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科学化的若干思考——兼谈结构调整效果的有限性

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在于推进调控体系的科学化,主要包括对调控理念、调控目标、调控手段以及调控体系等方面的优化与调整。在追求调控体系科学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调控效果有限性的客观存在。应在增强科学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限性因素,以实现调控效果的不断提升,进而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印度穆斯林：“反恐”阴影与发展困境

本文重点研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反恐文化”阴影下的印度穆斯林，二是“桑奇报告”及印度穆斯林的发展问题。前者所关注的是“9·11事件”后国际上和印度国内形成的“反恐文化”，及这种阴影下的印度穆斯林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后者则关注印度政府对于穆斯林团体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的关心、认识和政策。     

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与美国技术变迁

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本项研究试图通过二战后美国技术进步的个案展示:在美国面临苏联挑战的时期,美国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在极大地扩展.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和采购.而伴随着大规模、集中化的研发资金注入和政府采购,美国技术得以克服技术瓶颈,实现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因此,国家安全往往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世界重大技术呈现周期性变动的背后可能是由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周期所牵引.     

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发展的关键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十大功能

商会是历史的产物,异地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延伸。福建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以异地商会为载体,深化其功能建设,使异地商会在凝聚闽商、弘扬历史、承接市场、搏击商海、海西先行、再创辉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闽商为主体的福建省异地商会已成为福建对外发展、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响亮品牌。探寻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发展历程,究其"踏乾坤逐鹿商海,搏市场弘扬闽商"之道,研究认为,商会功能的完备、合理、规范、有序、创新,是福建省异地商会保持旺盛生机和蓬勃发展的不二法则。有道是"随着民间商会力量的崛起,其协调政府与企业以及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生态城市环境要素的哲学思考

生态城市建设是涉及到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要素的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自然环境生态化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文化环境生态化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灵魂,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生态化则构成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和关键。     

税收、财政支出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相关文献都侧重于财政支出、税收等对宏观经济的单方面影响.本文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模型推导可知,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社会福利不仅与政府支出规模有关,还受到其支出结构的影响.实证检验显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税率、利息率、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最优宏观税率,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且在不同经济区域上存在较大差异性.这说明财政支出、收入政策的稳定性,差异性的区域税收制度安排和政府支出结构,有利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文化力建设提升蓝色经济区引擎作用

文化力是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新着力点,是蓝色经济区发挥引擎作用的关键.蓝色经济区在文化力发展方面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不足.在发挥自身文化力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凝聚蓝色经济区的核心文化力,建立促进文化力发展的制度体系.     

论云南社区警务战略新发展

云南公安机关积极推进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在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经验和特色优势。在理念机制体制上创新,与以社会矛盾化解、公正廉洁执法、社会管理创新为内容的三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体现社区警务的原则和要求,丰富社区警务的理论和实践,推进社区警务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新发展。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rivatisation: the case of Teléfonos de México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privatisation in Mexico, that of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elmex.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diverse observers of Mexico claimed that, as the government pursued a dramatic privatisation programme as part of a broader plan to liberalise the economy, democratic growth would be encouraged. This argument is challenged in the case of the Telmex privatisation. It is shown how privatisation generated new resources that were channelled to lubricate corporatist relations and that the so‐called new unionism emerging from the telephone workers’union did not represent a departure from, but a culmination of, traditional state‐labour relations in Mex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