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犯罪论要——实现持有型犯罪的科学归位

时代的发展 ,治安形势的变化 ,促成了犯罪个体智能程度的提高 ,社会整体生存风险的加大 ,由此赋予了持有特定物这种静止状态即可构成犯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种全新的构罪机理所带来的是刑法中行为基本价值与面貌的变迁。传统的危害行为针对的是行为人的身体动静行止 ,持有针对的是人对物的控制支配这种特殊事态。至此 ,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外延包括行为性危害行为和事态性危害行为两大类。前者违反刑法的行为性规范 :其中违反禁止性规范的是作为 ,违反命令性规范的是不作为 ;后者违反刑法的事态性规范 ,即法典以“非法持有”罪状表述、实质是就行为人与特定物所处的某种事态本身予以刑罚处罚 ,形成犯罪的另一类——事态犯罪。     

公司章程性质辨析

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按自治原则所达成的契约性协议与带有法律强制性的自治规则的结合。     

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研究

行政立法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实质性区别在于行政立法主体受听证笔录拘束的程度。基于行政立法自身的特点,行政立法应当更多地采用非正式听证。任何行政程序都需要有具体程序制度的支持,因此,应当建立支持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公告制度、评议制度、相对案卷排他制度和效力制度等等。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贸易与人权关系初探——兼论WTO与人权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宣言》引起了在WTO范围内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人权保护之间关系的讨论,进而扩展到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贸易和人权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二者在发展历史和实践中的联系却是不可忽视的。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的利益,都在人权问题上向对方发难。人权迟早会被纳入WTO的考虑范围之内,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将其纳入WTO的范围。《多哈TRIPS宣言》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方式,即就具体问题所涉及的人权达成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协议,采用逐个、渐进的方式将人权纳入到WTO范围之内。     

法条竞合视野下的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

传统犯罪构成四分论在区别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这一重要问题上 ,引发了诸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确保法官能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定罪和量刑。在比较和研究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发现 ,法条竞合理论中的交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是解决两罪之间区别的最合适的刑法理论     

论公司相互持股的法律问题

公司相互持股现象是公司企业的商业文明在 2 0世纪飞速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有其积极因素 ,也有其消极因素。各国公司法依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公司相互持股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相互持股问题未作规定 ,应借鉴成功作法 ,建立和完善对公司相互持股进行法律规制的制度。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有三个程序问题需要解决——依当事人申请排除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排除,合法性发生争议时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法院在诉讼中的哪个阶段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实体法规则解决纠纷,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同时也为了与诉讼效率、程序安定的目标相协调,宜设置当事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法院再来审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由异议者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性负证明责任,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对各种相关权益和因素进行权衡后的判决阶段做出的程序规则。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并据此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重构。     

论电子商务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防范

随着Internet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广泛开展,电子商务公司之间的竞争变得日益尖锐。利益的驱动,法律的空缺,使众多电子商务主体采取非正当手段从事经营活动,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量涌现。研究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的特点、表现以及对其在法律、司法、执法上进行规制是非常必要的。     

Testing for sourc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 analysis of Russia’s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What drives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Most scholarship has assumed that the outcome of these elections is decided by regime manipulation alone. Using three rounds of newly reinstated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in Russia’s regions, I test this assumption. I identify three distinct measures of competition calibrated to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and assess whether voter preferences or regime manipulation best explain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Relying on new data on protests across Russia’s regions, I find that regions with high protest activity have more contested elections with narrower margins of victory. The results also confirm recent scholarship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voter turnout for delivering pro-regime vic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