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初探

识别是国际私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涉外民事案件的处理中,识别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识别冲突具有多方面的成因,解决识别;中突的理论也各有千秋,但也均有不足之处。识别问题不仅对适用冲突规范具有意义,而且对确定管辖也有影响。     

论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则

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有受暗示性较强、依从性及内化性较强、更容易作出虚假供述的特征,因此对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有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对精神障碍嫌疑人进行适合讯问的评估制度,对于可以在适当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讯问的精神障碍嫌疑人,在讯问时应让适当成年人在场对嫌疑人进行保护并监督讯问行为。另外,基于精神障碍嫌疑人对抗讯问的能力较弱,应限制适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容许性的讯问策略,其他讯问策略也不得超出精神障碍嫌疑人的承受能力。     

区域人才资源开发的规律研究

在国际竞争已表现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经济实力为特征的综合国力竞争背景下,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人才成为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人才竞争成为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人才资源开发是促进区域科学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对区域人才资源开发的规律进行归纳和梳理,可以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从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     

我国警察圈套辩护理由及其完善——以美国警察圈套辩护理由为借鉴

美国刑法上的警察圈套是一种合法的辩护理由,被告人如果因为警察的诱惑行为而实施了犯罪,可以以此进行辩护。美国刑法上警察圈套构成要件有主体、行为和主观三个条件,并有其一套认定标准。根据美国关于警察圈套的有关规定,我国刑事法上的警察圈套的完善应当包括明文规定刑事责任,明确警察辩护理由的适用标准,以及在司法上规定侦查人员应该出庭接受质证,在立法上确立有限度的警察圈套无罪辩护制度。     

违约金数额司法调整的适用问题

违约金可分为惩罚性违约金和补偿性违约金,不同性质的违约金功能各异,适用的法律效果也不同。对违约金约定数额的调整,应以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遵循公平和诚信原则,一般应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但是,在特殊情形下,法院亦可依职权主动调整。在调整规则上,还应适用可预见性、减轻损害、损益相抵等限制性规则,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实际履行能力等因素综合予以考量,从而做出符合公平正义的裁判。     

让尾巴摇狗：美国情态证据实证研究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等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情态证据至今仍被（西方）法律认可为判断证人可靠性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司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审判者能够观察证人作证时情态的机会,为公开审判（开庭审判）提供了历史的和现代的正当性。在美国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可以合法运用证人席上证人的情态证据;对于证人席外情态证据的使用则在实际上存在,法律上没有形成统一而稳定的规范。法官可以在证据排除、藐视法庭罪、量刑、听证、案件事实判断和陪审团选择程序中使用情态证据。检察官可以在辩诉交易和量刑建议、陪审团候选人＂无因排除＂和审判程序中合理使用情态证据。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不仅从法律意义上,更从诉讼策略意义上运用情态证据。     

程序正义视角下“税源联动”法律规制探讨

“税源联动”的建立，能从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税收征管中存在的痼疾，既节约信息收集成本，简化征管程序，又通过不同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使资源利用最大化，阻塞税款流失漏洞。然而，在追求税收征管现代化和税款征收高效率过程中，尚有一系列法律问题需要探讨。因此，在税收程序正义视角下审视“税源联动”，并坚持在税收程序法定、公开等基础上推进“税源联动”，对于“税源联动”规则制度逐步完善，以及实践中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情节冲突问题研究

量刑情节冲突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其具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对于量刑情节不应当仅仅一次性笼统的看,而应该视不同情况分层次进行全面考量。对此问题,许多国家都有可供借鉴的成熟做法,然各国规定多不一致。我国学者对此也有研究,但鲜有深入阐述者。建立情节冲突适用规则的层次化体系,可从一般原则和具体适用规则两个方面的操作。     

Social networks and mass media as mobilizers and demobilizers: A study of turnout at a German local el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formal communication in voter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formal communication of the mass media on individuals’ propensity to take part in elections. Analyzing survey data from a recent local election in Germany it shows how both forms of communication may not only mobilize, but also demobilize voters. On the whol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ppears more influential than mass communication. The media’s effects are generally weaker than those of social networks. Moreover, they are mediated by attitudes, while social networks have strong direct effects. These originate mainly from information conveyed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 with voters and abstainers in one’s immediate social environment. Social voting norms are only influential, if they originate from persons’ families and are in favor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韩国的选举制度与政治体制

本文旨在分析韩国的选举制度如何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社会迅速走上两极化道路。本文分三个层次进行论述。一是简要介绍韩国的选举制度。这将作为支撑本文核心见解的框架。二是考察韩国选举制度导致的＂民心歪曲＂现象。三是探讨政治制度的党派特征。即使同为民主主义,但选择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制将决定其政策方向。最后,在结论部分中强调,若要使韩国的选举制度取得更加均衡的政治结果,就一定要取消现行多数制,采用比例代表制度。比例代表制将有助于实现得票和议席之间的均衡,并进一步创造平等的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