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在当代中国,制度性疏导应当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作为基本人权与宪法权利,联合行动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联合行动权的行使本身凸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促使人们关注这类问题(包括规则本身)的严重性质与解决机制;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韩国政府委员会的现状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韩国成立了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众多专业委员会。当前,委员会制度已成为韩国政府推进决策科学化和行政民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政府行为的竞争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政府也具有竞争性。这种竞争来自于政府之间的竞争、各级政府内部的竞争以及在公共部门中与私营组织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各级政府必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强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通过公务员竞争机制保证政府运行效率,同时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事业或产业中的非自然垄断环节引进竞争。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提升的三级维度

意识形态领导力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文化实践领域的具体化,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可以度量的现实体现,是由不同层次的各种影响力组成的文化合力。伴随意识形态由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的建构,应遵循其内在的生成规律,通过对微观层面的网民个体、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以及宏观层面的民族国家的协同作用,致力于促进持久的个体信仰、稳定的社会心态、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从而使执政党在网络领域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效与反思——以上海市政府购买岗位为例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也正在实现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向合同制治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购买服务成为政府服务供给模式的新选择。上海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购买岗位,其采用多点推进、由点到面、覆盖社会服务多个领域、多种聘用模式并存的做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着政府购买岗位适用范围模糊、在编人员工作效率有待提高、编外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所购服务缺乏合理的价位调节机制等值得理性反思的问题。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治理效度——基于一项调查实验

高质量公共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开放及流动,不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起到关键作用.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各地基本做到了及时公开权威性信息,但信息公开程度有所差异,这对民众的风险防范行为和疫情防治效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对信息公开与治理效度的研究在理论上缺乏因果机制分析,在方法上依赖观察...     

论我国公共财政救助问题银行的标准

当问题银行陷入流动性或支付性危机时,为避免银行倒闭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对问题银行实施公共财政救助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救助措施。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公共财政救助的标准不明确,随意性较强,不仅大大加重了政府负担,也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通胀危机,因此亟需厘清公共财政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能边界。救助标准应遵循系统性风险原则、最终救济手段原则、成本最小化原则、推定模糊原则。     

新媒体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探讨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给社会管理创新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新媒体视角下,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社会管理者应树立现代媒体意识,运用新媒体技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改进社会管理方式,以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     

美国联邦政府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管制度研究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最主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两国的煤矿安全状况却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煤炭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等因素之外,煤矿安全监管法治建设也是导致这一差异的重原因.美国煤矿安全生产立法经历多轮修订,不断纠正历次重大煤矿事故暴露出的监管缺陷,建立起独立高效的煤矿安全监管体系,完善煤矿安全监察和事故调查程序,优化了法律责任和执法机制.此外,煤矿安全监察员和煤矿从业人员的强制培训制度,也可以有效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监管对象的合规水平.而美国矿山安全和健康委员会独立负责的行政复议,有效保障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纠错和对相对人的救济功能.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