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竹简秦汉律中的“三环”——简牍中所反映的秦汉司法程序研究之一

出土秦汉简牍律令中对于老年人告状,法庭采取“三环”的措施,意思是连续三次劝其返还,如果原告人坚持诉讼,法官才予以受理。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原告由于年老而误告,或凭借优待老年人的政策而滥告。唐宋明清诸律继承了秦汉律“三环”的指导思想,同样限制老年人的一般性诉讼,而对于包括“不孝”罪及“谋反、逆、叛”等罪,则规定“老、幼、笃疾”者可以诉讼,司法机关必须受理。     

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

“苗例”作为清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所含正确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苗例”中“苗”不是现代民族学中的苗族 ,它具有泛指南方各民族群体和南方民族群体中那些没有阶级分化和独立公共权力机构的群体 ,即没有在土司或国家行政、司法控制下的群体。“苗疆”是清代南方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所形成的新开发区。“苗例”是南方各民族固有法或习惯法以及中央政府为南方民族特别制定的国家法。     

前建都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征

不同时期的文学所呈现的成果形态不同,所表现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亦不同.北京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其文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线索和规律.边荒色彩成为前建都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征.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

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本文通过明代滇、黔移民特点的比较,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屯堡人及其文化形成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和补充。     

论忽必烈与儒士关系的转变

忽必烈与儒士的关系,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242年到1262年这二十年间,儒士们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并得到了重用.这是由于忽必烈为了取得天下的缘故.而从1262年至1294年的三十多年里,忽必烈却逐渐疏远和压制汉族儒士,到最后弃置不用.最直接原因就是忽必烈认为儒士不忠、无用.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