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述行策略及其流变面向——兼论“罢黜百家”与百家“曲胜”

There are two paradox voices about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constructed by typical phenomena, the victory and the corruption, which display the two directions of Confucianism’s transformation in Han dynasty. Behind the paradox, it’s the academic trend of skills overweighing truth and inter-ccommodation between Zhuzi(诸子); tracing the history, the performative thinking of Confucianism accommodating Zhuzi and carrying out its kingcrafts by submitting to monarch can be clearly sketched. The Confucianism doesn’t win separately by banning Zhuzi , whereas it makes the others succeed indirectly.     

湖南汉族人群21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英文)

目的调查湖南地区汉族人群21个STR基因座(D3S1358、D13S317、D7S820、D16S539、Penta E、D2S441、TPOX、TH01、D2S1338、CSF1PO、Penta D、D10S1248、D19S433、v WA、D21S11、D18S51、D6S1043、D8S1179、D5S818、D12S391和FGA)的遗传多态性。方法共采集560例湖南汉族健康无关个体血液样本,使用Chelex-100法提取DNA,应用AGCU EX22试剂盒及9700 PCR扩增仪进行复合扩增,扩增产物使用310遗传分析仪进行分离分析。结果共发现248个等位基因,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在0.001~0.518。除Penta E(P=0.023)外,其余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21个基因座的累积个人识别率、累积非父排除率、累积匹配率分别为0.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8、0.999 999 998和1.36×10-25。结论 21个STR基因座在湖南汉族人群中呈高度多态性。本研究可为法医学个人识别及亲子鉴定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及理论基础。     

南京汉族人群24个Y-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

目的调查DYS391等24个Y-STR基因座在南京汉族人群的遗传多态性,考察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应用AGCU Y-PLUS(24)PCR试剂盒对南京580名汉族无关男性个体进行Y-STR基因座扩增检测分型,用软件计算24个基因座的基因频率等群体遗传学参数,并与湖北、辽宁、广东、北京、成都汉族人群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南京580名汉族无关男性个体在24个Y-STR基因座共发现580种单倍型,各基因座的基因多样性(GD)为0.294 6~0.939 8,单倍型多样性(HD)为0.983 7。六地人群GD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DYS391等24个Y-STR基因座在南京地区有法医学价值,可用于案件检验及家系排查。     

从蒲安臣和《蒲安臣条约》看晚清中美关系

蒲安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使节,由于他本身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使得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主导下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从蒲安臣的经历以及《蒲安臣条约》看出：晚清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的产物,而清政府则希望利用美国相对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善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蒲安臣条约》在劳工、留学等方面对日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王朝阴影下的纷争：明初广西土司制度研究

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在地方社会发展的脉络下细致地考察明初广西两江地区土司制度建立、发展的过程,揭示地方土司如何利用国家制度实现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利益,并影口向地方社会的变迁。     

南齐萧道成之家教及其子孙之崇儒尚文——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之“士族化”趋向

兰陵萧氏自晋宋之际以勋业进入社会上层之后,受到士族文化影响.齐高帝萧道成很重视其子孙的教育,形成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诸子孙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艺修养,甚至入梁后还创作出了标领时流或传之后世的佳作.萧齐子孙在为人气质及爱好等方面也显现出名士化的特征.这都表明萧齐皇族在获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士族化"的趋向.     

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的立法精神与特点。清末的法律近代化集中表现为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领域相继制订或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向近代国家转型性质的法律、法规和章程。从整体上来看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模仿性等特征。尽管清末的法律近代化结果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二律背反 ,但它在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向前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民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省域视野下的晚清“兵权下移”现象——以浙江为例的考察

晚清“督抚专权”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而“兵权下移”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以浙江的个案来看，光绪朝中后期的巡抚们对军队的掌控虽有突破规制之处，但没有到达“专权”的地步。真正的“兵权下移”主要缘于清廷对新军的失控，缘于新军的地方化与革命化。与受人瞩目的北洋新军、湖北新军不同，浙江新军的“平庸”反而更能反映一般省份新军的时代特征。     

清代东南亚国家贡象研究

清代东南亚国家有向中国进贡驯象的惯例。这些驯象进入中国境内后按照固定的线路行走,到达北京后,由清廷专设的驯象所进行管理。居住在宣武门内的象房里的大象,得到管理人员的精细照顾,主要被清廷当做礼仪大象使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越南、缅甸被西方国家占领,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向中国进贡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