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汉族人群6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

目的对北京地区汉族人群遗传数据进行调查研究。方法利用PCR自动化检测技术检测中国北京地区汉族人群D1S1656,D10S2325,D11S2368,D12S391,D14S1434及GATA198B05共6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获得6个STR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数据,评价其法医学应用价值。结果6个STR基因座的个体鉴别力（Discrimination power,DP）在0．9777-0．8769之间,多态性信息含量（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PIC）在0．6867-0．8801之间,杂合度（Heterozygosity,H）在0．7219～O．8684之间,非父排除率（Probability of paternity exclusion,PE）在0．4456-0．6793之间,累积个体鉴别力为0．99999997,累积非父排除率为0．995765192。结论6个STR基因座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均匀,多态性高,适用于法医学亲子鉴定及个人识别,可作为现有基因座的补充。     

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考略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古代封建法制的最高水平。唐代总结其前代王朝刑事证据之经验并有所创新,直接影响着后世。唐代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了据证惟实、重视伦理权衡等证据原则,主要证据形式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和勘验笔录,相应的取证方法主要有取得口供和证言的刑讯、获取实物证据的现场勘验和搜查,司法官员运用经验和逻辑推理综合审查和运用证据。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宋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论略

土家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宋代是其土地开垦、耕作方式和技术、农田建设、作物品种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以至于对土家家族地区长达450年的土司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性质。     

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年)

沈家本是清末修律改革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以往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将沈家本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司法英雄和法学天才 ,显然 ,这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也不符合沈家本的真实面目。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通过分析清末国家元场域与司法场域及法学场域等场域间的关系 ,从中揭示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晚清司法场域变迁的逻辑 ,还沈家本以本来面目。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宝应至大历:唐代经济史上的重要时期

唐代宗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能驾驭复杂的局面,稳定了政局,同时对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币制,稳定货币;改赋税,探索赋税新路。其在位期间,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解决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唐代宗统治的18年,是唐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论晚唐“苦吟”的内蕴流变

在中晚唐诗歌史上,姚、贾虽以苦吟并称,但思想境界的不同、时代士风的变迁,已使二人的诗歌精神产生巨大差异.从孟郊、贾岛到姚合,随着苦吟的内蕴变化,诗人的艺术追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姚合上承王维及大历诗人,融汇张籍、贾岛等诸家之长,成为苦吟诗人的集大成者.他所追求和倡导的"清峭"诗风,代表了晚唐苦吟诗人共同的审美趋向.这是他们在艺术旨趣上最终选择姚合,远离贾岛,形成情感平和、风格雅正创作格局的根源.     

《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是有误的,小说并非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谩骂"而作,而是起因于1903年李伯元及中国社会经历了对晚清"新政"由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旨在揭露"新政"腐败的根源和真相.它集中描写晚清"新政上谕"发布后,中国专制政体与国际化市场相结合,导致官员权力与金钱贪欲的无限制结合,以至权力和人格商业化,使官场腐败像瘟疫一样漫延的种种现象,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和"伪改革"的原因,呼应了唤起人们认清"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