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再考察

法家治国方略导致秦朝速亡的通说存在诸多疑问。法家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的势为目标,势和术的运用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而法和术相结合共同增强势即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对法家治国方略的理解与运用发生严重偏差,从而导致重大政策失误,法、势、术尽失而致灭亡。     

张家山汉简《告律》考论

张家山汉简中首次发现汉代的《告律》,可以改变人们对汉代法律的认识。唐代有关著述都认为汉律中有关告劾之事包括在《囚律》之中,但根据张家山汉简有关资料来看,汉初《告律》是单纯的有关告诉之事的法律,而《囚律》则是单纯的断狱之法。汉《囚律》演变为唐之《断狱律》,而《告律》则为唐《斗讼律》中“讼事”之源。秦汉律关于告诉的法律可分三个部分,一是设立各种罪名及相应的刑事责任来规范告诉,二是规定对某些告诉司法官员可以依法勿听,三是鼓励人们告奸及自告但又严格区别诬告与告不审。     

清末贵州石门坎苗族信仰基督教原因浅析

100年前由柏格里引发的石门坎苗民短时间内大规模信仰基督教的史实,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清末宗室觉罗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厅职权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颁行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明确规定了满清皇族的司法特权.因皇族特权的"入侵",原由《法院编制法》等赋予检察厅的多项具体职权受到了一定限制.由于检察厅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因此,仅为皇族利益而侵蚀、压制检察厅职权,这种制度设计是缺乏理性的.尽管消除皇族特权等司法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在主张司法平等、司法透明的力量的作用下,皇族在刑事诉讼上的司法特权必然会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晚明苏州剧坛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及原因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取向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创作重心下移的趋向.这一趋向深刻地体现了明清传奇史的发展走向,反映了传奇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苏州作家队伍下层化、职业戏班大量涌现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

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广州“ 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 ———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为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拓展。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汉代处罚文书犯罪的特点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对伪作制书、一般官文书,伪写、毁坏、遗失、盗窃玺印,更改文书传递方式、延误文书传递时间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律令条文。从汉代对文书犯罪处罚的律令看,突出了根据被伪写文书及玺印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来定罪、采取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违犯文书规定者进行判罚、区分伪写文书和玺印等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同进行定罪、处罚的文书犯罪行为涉及到文书制作和管理的各个环节等几个特点。     

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清末模范监狱建筑的特色

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外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传统建筑模式改革,也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模范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模范监狱具有自身许多好的优点,受经济财力影响,各地向清政府呈报的已建或正在施工的模范监狱并不多,许多省份仍在观望。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清末模范监狱也随着清王朝灭亡而寿终正寝。但清末模范监狱建筑推动了中国传统监狱模式的转型,顺应了近代狱制发展的大趋势。     

清末民初云南刑事法制的现实运作

清末民初的云南法治的运行,是变法和法治的博弈。云南地方政府用法律改良和广设司法机构来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改造社会,同时用严刑苛法、维护政治秩序、颁布法规严厉打击犯罪。云南地方政府加强对民族纠纷的处理,并严格安排司法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