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二)

本文就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及其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进行评析和比较,着重分析研究了其间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法典论争,简要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前后过程;二、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相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特点;三、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不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四、对两者间异同的思考,对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异同的中日两国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     

清末沈家本修订刑律的功绩及成因

清朝末年,沈家本奉命主持刑律修订,制定出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该律的问世,既标志着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开始,也是沈家本修订刑律取得一定成功的明证。沈家本修订刑律成功首先取决于历史条件,其次得益于他的个人素质。     

越南《李-陈诗文》与佛教文化

本文以被收集在《李—陈诗文》中越南11世纪至14世纪初的汉文诗歌为中心,分析了佛教在越南的传入和发展以及李、陈时期越南文学所呈现的特点,阐述了佛教曾经对越南的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中西比较中考察清代女性小说写作的社会意蕴

清代女性的小说通俗文学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的产物。与西方女性小说比较，可以更加清楚地观照其特征。清代女作家虽然已经具有了呈现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的冲动和愿望，但在与男权文化的抗争时却表现得软弱无力。这既与女作家身处的时代社会有关，又受制于她们自身对男权文学陈规的顺应和屈从。对韵文文体的社会文化含义的深刻认同、女性自我意识的遮蔽、人文精神的缺失、审美功能的淡化，构建了清代女性通俗文学写作的悲剧性情境。     

唐王朝的法与刑

关于唐代法律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片面和局限之处,比如以往的研究过分依赖《唐律疏议》,以致连一些正史中的志、传及一些官修史书等基本资料都很少发掘利用。资料的局限难免造成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结论的重复,如果我们在资料方面稍花气力,就会感到唐代的法制有更多的教训和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对唐法(而不局限于唐律)更深刻的探讨与研究,也许尚需假以时日。     

也论“汉音”与“魏响”：“三曹”诗歌创作的历史定位

自明代诗学将汉魏分论,到清人选诗有"汉音"、"魏响"之谈,至今影响甚巨.对"三曹"及邺下文人集团诗歌创作的定位,已经成为汉魏诗歌分期及其"自觉时代"确定的焦点.从理论上讲,诗歌自觉的标志,应以其作为语言艺术而独立之时为起点.据此而论:曹操的作品仍是诗歌语言与音乐旋律之美的综合体,属于汉代"歌诗"的范畴;曹丕与曹植的诗歌,则由于创作心态与观念的新变,逐渐表现出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分离,从而走上了诗歌自觉的道路.     

唐宪宗与韩愈谏佛骨事新论

唐宪宗元和年间发生的谏佛骨事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韩愈对佛教的猛烈攻击与批判，而是因为随着天下藩镇的平定、大唐的初步中兴，宪宗日渐志骄意满，其元和初年那种虚心求谏纳谏的作风已有改变。对于那些有损君主威望及皇权加强的人和事，宪宗有心给予严处，“以儆其余”。韩愈《谏佛骨表》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严重触犯了宪宗的自尊，未能摆正君尊臣卑的位置，因而随后出现的结果就是必然的了。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原因

从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举人的地域分布变迁,可以明晰整个儒学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一变化是由清代台湾移民和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所促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浅谈两宋时期警政的主要特点

宋朝的警政思想立足于防范,警政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央集权的要求。宋朝加强治安防范、严密基层治安组织等警政措施维护了宋朝统治区域内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促进了宋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但由于防范成本过于庞大,导致国库空虚,加之民族矛盾,政权最终归于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