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院校开展生命教育初探--意义构建与核心价值分析

因为生命教育的目标符合公安工作的理念，生命教育能推动公安院校大学生人生观、职业信仰和忠诚观的正确形成，能清晰公安院校大学生对未来社会角色的认定，是提升公安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公安院校开展生命教育，必要又亟需。公安院校生命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使学生在认识和认同生命过程的基础上，领会生死、尊重人伦、弘扬人性、完善人格、反思人生、实现生命意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运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我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反腐倡廉教育要主动融入时代潮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创新路径与方法。应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实体性特点，开展个性化的教育；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实时性特点，开展即时化的教育；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开放性特点，开展互动化的教育；根据移动互联网的粘合性特点，开展增值化的教育。要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大力提高对移动互联网运用的重视程度，强化组织推进；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形成整体合力；需要完善监控机制，注重效果实现。     

关于加强对问题青少年教育和管理的思考

加强对问题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一定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强领导,强化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和管理,营造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氛围,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预防和减少问题青少年犯罪。     

大学生科技创新思想教育工作问题分析及对策

从社会、家庭、教师和体制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大学生科技创新思想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根源,针对上述症结,分别从核心思想教育、教育观念、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和保障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希望为今后我国大学生科技创新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论高等学校实施性别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可能性

以建构高等学校德育和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社会性别向度、彰显性别理论学术研究、规范高等学校性别知识体系建设、将性别教育纳入高师教育主流体系、加强对高等学校实施性别教育的教育行政管理为主要目标；以建构社会性别发展性高等学校德育模式、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建构社会性别理论通识教育、在教师教育中实施社会性别意识教育为主要措施，发挥高校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将是促进高校教育公平和消除性别歧视的有益探索。     

在主题教育中重温“实事求是”的精髓和要义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根本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中,“实事求是”是一种态度精神、一种认识规律、一种实践路线。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重温“实事求是”,必须不断凝聚坚持实事求是的不竭动力,准确把握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要求,努力涵养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     

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提高党校教学质量

党校作为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的主阵地、主渠道,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变化,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教学改革,以不断提高党校教学质量：一是转变教学思路,大胆借鉴＂现代培训理念＂的精华;二是创新教学形式,大力推行＂研究式教学＂模式;三是改革教学内容,努力做到＂依需定学、因需施教＂;四是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构建＂开放型师资队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农村形势与任务的发展变化,很快适应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该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蕴涵着经验、教训,更留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大学》文化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大学》中的"内圣"主要指内修向度的廉洁修身,是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要求;"以义为利"的价值观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关键,是内修与外行的桥梁;"外王"主要指外行向度的廉洁修身实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过程和路径。     

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制度功能尚未结构化、专家制度不够规范化。改进刑事专家制度,应当采取体系化路径:首先,将多元专家参与模式调整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二元专家模式;其次,彰显专家制度的“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最后,构建系统化的专家制度,为专家服务刑事司法创造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