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与启示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日本银行采用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灵活调整货币政策框架的同时运用了大量传统和非传统的政策工具。文章主要从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个方面考察了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从传统货币政策体系框架向量化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的演变过程。日本银行的政策实践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浅析民族政策和民族法的关系

民族政策包括党的民族政策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法的关系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法的关系两个方面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别。处理两者关系时应遵循的原则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法的指导,坚持党和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民族政策和民族法的关系,有利于维护民族政策的权威和民族法的尊严,更有利于两者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立法表达问题研究——以北京等八省、市地方政府规章为分析样本

在社会法立法缺位的情况下，探求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之一的公租房制度在立法层面亦面临上位法不足等诸多现实尴尬。检视北京等八省、市公租房制度建构的立法文本，力求对公租房制度建构的法律文本进行得失评析，以期对完善公租房制度有所裨益，使之能够真正达至提高和改善民生的目标设定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对创建中国MPP专业学位教育的政策建议

公共政策硕士(Master of Public Policy简称MPP)，是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公共管理教育领域新增设的一种专业学位教育。在我国增设MPP专业学位教育不仅具有必要性、紧迫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建议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增设MPP专业学位教育。     

论公安执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涵丰富而深邃的基本内涵、坚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公安执法的各个环节必须自觉贯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法能力。     

中国高等学校扩招政策分析

政策网络分析是西方国家研究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运用这种理论进行分析,中国高校扩招政策具有关系稳定、对成员资格有高度限制、参与者之间相互依赖等特性。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教育财政融资体系不健全、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加等问题。需要多元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参与,以利于配套政策的制定,形成开放、多元的利益诉求整合模式。     

"体制外"增长与"体制内"导向:从身份认定看中国留学生政策与侨务政策的关系

中国海外留学生的规模是引人注目的,中国的侨务政策是独特的.留学人员作为有着较强跨国"流动性"和一定"海外关系"的群体以及潜在或可能的移民,中国目前对于他们有着怎样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原有对待其海外移民的侨务政策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与不同?本文试图着眼于此,在概述和评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派出及回国政策的同时,以身份认定作为探讨政策导向及其预期目标和影响的基本出发点,对中国留学生政策与侨务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     

关于收容遣送综合运作体系的思考

当前,外来流动人口收容遣送工作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以“高危外来人口群体”为主攻方向,以信息建设为突破口,可以提高外来流动人口收容遣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

性别歧视导致的“失踪女孩”现象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制度、文化、经济和政策4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性别歧视的成因,并结合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助于降低性别歧视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体系。根据人口模拟模型,对建议的公共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定量分析了不同性别歧视程度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歧视减少了人口总量和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加快了人口老化程度,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通过性别歧视下人口发展模拟的结果,为降低男孩偏好、消除性别歧视提供经验支持,为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What work makes policy?

The mainstream policy literature identifies a number of activities as part of ‘policy-making’: ‘policy analysis’, ‘policy advice’, ‘decision-making’, and perhaps also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Describing policy in these terms is compatible with the Western cultural account, and these terms tend to be applied to positions, organisational segments and official procedures. But policy practitioners tend to fi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ir experience of their work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assumptions in this policy-making model, and on the other, that policy outcomes seem to reflect much broader processes than the work of specialist functionaries. On closer examination, we find that our thinking about policy activity draws on several distinct and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perspectives, and that what is seen as ‘policy work’ depends on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policy process. Framing the question in this wa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appa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stream (American) accounts of policy activity and policy practice in other political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