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职业院校日语教学质量的提高

为适应社会对外语人才高质量的要求,高校日语教学除保留传统教学的优势之外需要采取新的教学方式,加强日语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大胆实践口语、增强独立学习的能力,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型人材。     

台湾“高砂义勇队”考论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原住民一直是日本殖民主义者严酷镇压和杀戮的对象,在被杀戮与反抗的过程中,“蕃人”(原住民)被改造为“高砂族”。由于太平洋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主义者多次征召原住民组成“高砂义勇队”奔赴南洋各个战场,充当战争的“炮灰”。随着日本的战败,台湾回归中国,这些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也便成了历史难以体认的存在,因为他们从被屠戮者转变为受人驱使的杀戮者,这成为了历史的吊诡。历史学者有责任拨开迷障,揭示历史的真相并给予正确的评判。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多元发展：东亚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更生的一个途径——以日本饮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为例

日本饮食文化在近代嬗变的意义如果仅仅在于今天日本人的餐桌上除了传统的和食之外还有西洋料理、中国料理和韩国料理以及其他各国料理可供选择的话,我们就难以讨论多元发展是东亚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更生的重要途径这样一个话题。事实上,＂和洋中＂在今天的日本绝对不是一个彼此截然分离、各自独树一帜的格局。在更多的场合,这3种元素或更为多元的因子已经互相叠合交融,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日本饮食文化,就像日本文化的整体一样,它在近代全球化的大势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主动汲取了各种外来的因子来充实原本的内涵,拓展既有的外延,从而得到了新的更生发展。     

“东亚”根本原理之探索——以卞崇道教授《融合与共生》为线索

针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著作,如今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作为日本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卞崇道教授的著作《融合与共生》以日本哲学与日本文化的同步性或同质性为起点,在阐述日本哲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意义的同时,还以东方文化的问题为核心,将考察的视角转向了东方与西方的思想交融与文化共生的立场。由此,卞崇道教授一方面将＂融合与共生＂界定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也将它的实践意义＂最大可能地＂扩大到了整个世界。     

日本铁路民营化的经营绩效分析

通过对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在1993年至2007年间的盈利、资产营运、债务、融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考察分析,文章发现在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进程中,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绩效得到了持续提高,进而讨论分析其原因所在。     

爱国妇人会的战争宣传一窥

文章简述了日本爱国妇人会的创立背景和思想渊源,对该会的宣传教化执行机构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该会在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前期)这三场大规模侵略战争中的宣传内容、策略和目的加以分析,进一步从微观上勾勒出日本裹挟妇女走向战争深渊的必然路径。     

川端康成文学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 ,会发现其故事情节的展开 ,往往与现实生活中某地真实的自然风貌或风土人情交织在一起。因此有些日本学者将此称之为“纪行性”表现手法。本文通过对《伊豆舞女》等几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纪行性”因素的考察 ,尝试探讨该创作手法为作品带来的艺术效果和作家的审美情趣。     

冷战结束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经受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世界反马克思主义浪潮的严峻考验后,逐渐复苏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对全球化理论、环境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热点进行了重点概述.     

Going Down on Good Neighbours: Imagining América in Hollywood Movies of the 1930s and 1940s (Flying Down to Rio and Down Argentine Way)

During the Good Neighbor Era of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USA sought to normalise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in order to promote hemispheric unity, particularly so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provoked anxiety about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and South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Axis. An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was established, which in turn set up a Motion Picture Division. The Division pressed for a Latin American specialist to monitor and control representations of Latin America via 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The attempt to promote positive portrayals of Latin Americans assisted a boom in musical comedies dealing with North Americans visiting their southern neighbou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 early precursor, Flying Down to Rio (1933), and a full-blown Good Neighbor movie, Down Argentine Way (1940). The article uncovers, behind the optimistic projection of neighbourliness, hidden tensions and deep-rooted anxieties about American id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