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探索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研究视角为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从七个方面来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领会、贯彻国家推进生态经济发展的方针路线;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确立发展目标;构建管理系统;培育社会机制;传播思想理念;倡导新型个人行为。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在我国,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仍未明确赋予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从法经济学视角,运用供求理论、公共福利等经济学分析方法,以个案研究为进路,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可以论证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多元化,法律应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高校共青团视野下青马培养工程的现状与发展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启动后,高校共青团建设应紧密结合这个重要问题,着眼于从实践角度出发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明确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基本内涵,分析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采取＂学生＋教师＂的培养对象延展策略、＂理论＋实践＂的培养路径提升策略、＂网上＋网下＂的培养方式拓展策略、＂校内＋校外＂的培养阵地辐射策略等,扩大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广度、深度和效度。     

弘扬国学思想 提升现代经济社会管理水平

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身存智慧与财富哲学,中国经济的崛起还不足以诠释和支撑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与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管理哲学的建构与实践,关乎中国的富强,关乎中国人今天的价值和未来。     

苏东剧变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苏东解体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者围绕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出版了一系列文集。     

论彭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卓越贡献

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服务和实行改革开放;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实行治国方式的历史性转变,把法律交给人民,让人民掌握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批判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回溯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批判、实践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创新,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解释框架的再认识——兼论文化的源泉和基础地位

长期以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公式化解释框架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线性决定和反作用关系。其中,文化只是被决定者。这种生产力决定论其实是传统哲学(传统唯物主义和传统唯心主义)制造抽象理论元基点的形而上学理论方式。按照马克思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确立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变革理路,可以把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循环。其中,文化又构成了生产力、经济和政治的源泉和基础。我们需要确立社会历史实践整体观,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后,确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自觉,为进一步的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政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充实文化上的源泉和基础。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时代的特征,体现着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辩证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它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勃勃生机的哲学学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Plea bargaining and deterrence: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Previous economic analyses of plea bargaining have largely ignored its impact on the deterrence of crime. Instead, they have focused on the bargaining between a defendant and a prosecutor once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This article remedies this deficiency by asking how the practice of plea bargaining influences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thereby the supply of crime by rational offenders. The key question examined is, how do the ex post objectives of prosecutors affect the ability of legislatures to implement criminal punishments aimed at achieving optimal deterrence? Various prosecutorial objectives are considered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