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意识、科学意识及历史意识

本文结合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本质的讨论 ,致力于探讨在哲学意识与科学意识的关系问题上 ,马克思所具有的与西方现代哲学家不同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尽管没有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转向现象学和存在论 ,但他依然很好地发挥了哲学的意识 ,并且恰恰就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要克服的认识论的维度上来发挥这种哲学意识的 ,这就是马克思科学认识论的丰富内涵之所在。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从法制到法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法制与法治思想各有特色,对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三代领导的法制与法治思想理论具有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共同构成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来源。     

关于公安工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无论在公安工作的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如关于如何解放思想推动公安理论创新,关于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公安工作客观规律,关于正确把握公安机关的性质、职能以及公安工作的标准,关于公安机关的体制、编制和机制创新以及公安政治工作创新。     

现代人性理论与管理

人性假设理论是研究对人管理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由主张任务管理的经济人性假设提出的X理论 ,启迪管理工作必须注意经济效益、建立科学的工作制度、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制度、避免“金钱刺激”与“管卡压”的管理方式 ;由主张参与管理的社会人性假设提出的人际关系理论 ,启迪管理工作必须实行民主管理 ,满足人们的社会和心理需求 ,促进人际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由主张目标管理的自我实现人性假设提出的Y理论 ,启迪管理工作理应创建一个能满足人们自我发展的工作条件和良好环境、注重发挥内在工作奖励的作用、认可与赞赏人们的智慧、独立性和创造性 ;由主张权变管理的复杂人性假设提出的超Y理论 ,启迪管理工作必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创造性地结合本国、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 ,解决现实问题 ,取得相应实效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探析

文章从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形成过程与内涵、特色与指导意义三方面加以论述,认为该思想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传统小康文化的契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于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指导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核心主题。实践证明,西方各国的改革成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内在原因。本文将分析西方各国成功的原因及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同时重点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现状和困境,以寻求解决的途径。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述评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整体防控的战略部署,四张网络的立体架构,防范控制的精确指导,专业力量的精确打击,队伍建设的全面推进.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建立了一套特定的概念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判断,解答了新时期社会治安工作面临的系列难题.该理论对治安情况复杂地区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基于无缝隙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以东莞为例

无缝隙政府所倡导的顾客导向、竞争导向和结果导向的治理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无缝隙政府理念,东莞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信息共享促进部门无缝隙衔接,优化业务流程促进无缝隙审批,以扁平化改革推动社区服务无缝隙对接。本文认为,未来的政府管理创新,应倡导无缝隙政府理念,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以结果为导向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