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新潮流系的政治影响力

民进党新潮流系在台湾政治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本文运用“政治影响力”的概念加以分析,认为:在选举方面,新潮流系向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现在已经有人提出质疑;在决策方面,新潮流系对党内路线、决策、人事安排、夺取政权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无法对陈水扁产生牵制作用,影响力正在下降,而且目前正在受到其他派系的围攻,处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在政治动员方面,由于脱离了劳工群众,影响力有相当大的衰退。总之,新潮流对当前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宜估计过高。“台独”理念是制约新潮流系政治影响力发展的“瓶颈”。     

打造天津自主创新的核心支撑——规划建设津西科教新区战略研究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历史,多数源于知识智力密集区的引领。目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天津迫切需要构筑一个知识智力特色的创新创业标志区。在天津的西部聚集着丰富的创新资源,规划建设“津西科教新区”正当其时。未来的“科教新区”,将建成环渤海乃至中国北方最大的高端科技人才教育培训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和高技术企业孵化基地;通过凝聚创新实力形成天津自主创新的核心支撑,成为推动天津新世纪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     

西方新社会运动与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均为20世纪西方的独特现象。新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社会运动的雏型———新左派运动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崛起深受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转折的影响。新社会运动的当代最新发展———反全球化运动也受到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     

论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

新诗语言问题的症结,主要在汉语诗性的失落。从诗歌革新到建设,几乎都尚未自觉进入现代汉诗语言艺术视阈,诗坛领军人物的某些观点是有负面影响的,需要我们对新诗意识进行反思,重新认识新诗。新诗的汉语形式本体意识的确立,旨在汉语诗性智慧的开发,并立足“源头活水”,激活和拓展汉语表现的崭新空间,达到现代生命诗意的本真实现。     

论构建和谐贵州

构建和谐贵州是贵州各族人民的重大使命,对全面建设贵州小康社会,加快贵州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深远意义。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要搞好各方利益协调,要正确处理好农村问题及搞好新农村建设,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力发展贵州民族文化产业,推动贵州各民族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协调发展。     

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公共服务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恩和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重视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公民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提高政府服务职能;建立民主对话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信任和互动共治。这一理论为我国摆脱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指南针。“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提出的新挑战,并为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应该如何报道犯罪嫌疑人——邱兴华案件报道剖析

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媒体对其的报道应该坚持揭露、震慑、剖析的原则,这三个报道原则,同时也是媒体在报道犯罪嫌疑人时所应该期待的报道效果。但在报道实践中,媒体往往以片面追求某种"新闻效应"为目的,导致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报道走入误区,产生了与媒体期待相反的报道效果。     

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及面临的挑战

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奉行“新门罗主义”,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干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如鼓噪“美国优先”,大打“贸易牌”“移民牌”,使前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出现全面倒退,甚至拒绝承认委内瑞拉民选总统马杜罗而另行“任命”一个代理总统瓜伊多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政治、经济格局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中国、俄罗斯等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落地生根,深化了中拉政治、经济互信;俄罗斯强硬支持委内瑞拉加剧了美俄博弈,导致美国“后院失火”的可能性增大,迫使特朗普深度调整美国对拉美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对美国究竟意味着全球战略扩张还是战略收缩,值得探讨。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不仅会影响美拉关系及美拉双方的发展,也将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本文尝试对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的现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并考察其面临的挑战。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及其对新中国教育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启迪边区人民的心智、进行抗战宣传、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它还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典型,对新中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Corbynism: Social Democracy in a New Left Garb

This article traces some of the rhetoric flowing from Jeremy Corbyn’s leadership of the Labour Party to the New Left,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the UK which rose up to challenge the Stalinisation of socialism. These New Left lineages appear most clearly in the value denoted by both movements toward extra‐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deed, the work of the New Left intellectual Ralph Miliband considers this factor to be a criterion by which we can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Corbyn’s party has surpassed the traditional ‘Labourist’ mould. By going beyond the movement’s early rhetoric, I show that it hasn’t. Instead, I present evidence that Corbyn’s Labour is a deeply social democratic one. The article offers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assessment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he contexts from which both the New Left and Corbynism emerged, and outlines an analytical path for future scholarship that emphasises continuity as well as change, and wards against ideological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