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工匠精神”对于振兴实体经济的现实意义

自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正式提出"工匠精神"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振兴实体经济多次提出要发扬"工匠精神"。发扬"工匠精神"对于振兴实体经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表现出的发展缓慢问题,在国际市场上表现竞争力不强问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企业缺乏更多拥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职工队伍。培育、关心尤其要大幅提高拥有"工匠精神"品牌职工的待遇和地位,是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的前提和基础。以弘扬"工匠精神"为目标的职工文化是振兴我国实体经济的有力抓手。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以工会组织为例

群团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推进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本研究以工会组织为例分析指出,群团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有利于发挥党在推进社会建设中的统领作用,有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理念,有利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社会建设的法治化水平。群团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补充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维权和化解矛盾中发挥协商协调作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基于此,研究建议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升群团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强化维权服务职责,增强参与的主动性和时效性;加快智慧工会建设,创新参与方式;努力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牢牢把握住工会参与的底线;加强基层工会建设,壮大参与力量。     

从法律适用条款看冲突法对国际格式合同的规制

国际格式合同分为国际示范合同和国际附和合同。随着各国对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 ,国际格式合同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 ,更是为国际格式合同的使用搭建了广阔平台。分析国际格式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款 ,旨在冲突法方面规制格式合同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     

中国共产党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奋斗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的党建观产生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的报告、历次党章的修改以及每次专门讨论党的建设问题的中央全会,见证了党建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历程。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历史经验是,认清党的历史方位,明确党建总目标是逻辑起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动力源泉,党建推进模式的转变是重要着力点,党内民主是必由之路。     

浅谈公安院校学生思想工作的动态管理——以计算机犯罪侦查方向学生为例

由于互联网管控难度非常大,因此要求网警必须在斗争中经受住考验,这也对公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针对学生各阶段特点,介绍了集体活动法与谈心法,并详细说明了实施方法与同仁商榷,以期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实现学生在校期间的完美蜕变,达到为公安一线输送合格的预备警官的目的。     

宪法至上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确定之后 ,宪法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 ,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的组织 ,是维护宪法至上的最主要力量。宪法最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宪法由人民制订是宪法至上性的根本所在。按照中国特色的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理论 ,宪法至上不仅不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 ,反而会巩固和提高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Party cues and incumbent assessments under multilevel governance

Politicians' party membership allows voters to overcom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ssues. In this article, we maintain that such ‘party cues’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lso induce voters to incorporate their assessment of incumbents at one level of government into their assessment of incumbents at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Moreover, we argue that these assessment ‘spillovers’ increase in magnitude with voters' level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They becom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for voters with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interest as well as during election periods (when information is less costly and more readily available). Empirical analyse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Germany covering the period 1990 to 2018 corroborate ou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违约金调减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对《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后段的解读中,应将"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理解为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权利成立要件,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解为权利成立的法律后果。这一区分对应了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可为违约金调减请求提供更清晰的审理思路。成立要件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适用诉讼法理;调减衡量因素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履约压力功能,部分适用非讼法理。根据现行法,"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且不能转移。违约方的证明困难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具体诉讼中可以通过事案解明义务缓解,但不改变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由此决定的本证与反证的区分。违约金调减衡量因素的调查不存在证明责任问题,应围绕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中展开。     

纯文学：1930年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1930年代中后期,较少政治倾向的纯文学十分繁荣,拥有大量的出版空间,在各个体裁领域均有丰硕成果.如果文学的外部环境保持稳定,纯文学完全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成为文坛主流,但这种可能性因为抗战的发生而没有变为现实.对于这种可能性的揭示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