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     

专精特新企业学术型高管与企业持续创新——企业激励机制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双调节效应

在逆全球化情境下,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有助于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文章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学术型高管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学术型高管能够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完善的企业激励机制、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强化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作用;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大、学术型高管担任关键职位时,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家特质研究的情境机制,并对我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关键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要强调出资人利益是企业利益的核心,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行为规范,形成科学的集体决策分级执行体系。     

和谐社会视野下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成人高等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尚存在教育模式陈旧、层次单一、教育质量下滑、管理不够规范、发展政策和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只有从理念创新、法律法规建立和健全、办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等方面入手及时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发展和创新成人高等教育。     

论经济危机下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兼评我国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我国竞争法体系初步形成,此时正是竞争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机。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先是宣布四万亿救市计划,又先后颁布了各重点产业振兴规划。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如何协调本就是一热点话题,如今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更是难以作出决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既存在共同的最终价值目标,相互影响,又存在不同的具体目标和作用机制。以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危机时的对策为借鉴,我国目前应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应适当放松,但其优先地位不可动摇。     

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是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跌宕起伏,不太顺利.究其原因,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在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诸多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间,两党间的斗争、国会与总统的权力较量、利益集团的活动,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都是影响国会立场的重要因素.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尚处在调整阶段,除不可避免地继续受到来自国会方面的牵制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虽然总体表现较为强硬,但不会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轨迹有质的偏离.     

从教育模式转变看高等学校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必然选择,目前高校教育改革包括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师考核等诸多方面,制度创新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之研究——以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受阻为例

政策执行是把政府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权力寻租、政策缺陷、监控不力等因素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制约体系、政策制定体系以及监控体系,从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下有对策"行为的发生.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论国际法视野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们对于传统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多从私权出发,从而忽视了国家在这一领域内应起的作用。本文试图说明国家在中医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地位应该得到加强,并且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强化其外部贸易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