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赞比亚独立以来的酋长制度

酋长制度是非洲一项传统的政治制度。赞比亚独立后保留了酋长制度,通过对酋长的权力进行限制和改造,将酋长纳入了国家现代政治管理的框架中,并让酋长在特定范围内发挥他们的传统权威作用,为赞比亚现代社会发展服务。酋长制度在现代赞比亚得到保留,权力受到限制与削弱,同时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酋长的面貌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酋长制度在现代赞比亚得以保留并继续发挥作用,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现代赞比亚,酋长依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掌管着本地的公共事务和土地管理分配权。酋长制度作为赞比亚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对经济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酋长制度能够促进赞比亚民族国家的整合。因此,酋长制度作为传统因素能够为赞比亚的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日本“政治大国”走向与自主防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历届内阁开始要求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政府在寻求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了以军事领域作为突破口,以成为军事大国带动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具体体现在强化日美同盟、建立和完善有事法制、保持自主、高效的自卫力量与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四个方面。     

全球化视野中的国家主权

在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中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对国家的经济主权、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影响 ,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遭受侵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仅应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主权的各种企图 ,而且还要摒弃传统的绝对主权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

从公民资格权利发展角度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分析、解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宏观发展轨迹。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取得了一定进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公民权利内容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充实,社会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尚处于探索当中。从宏观角度看,公民资格诸权利呈现出分化发展和相互推动的特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构成公民资格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户籍制度对权利的分等作用弱化,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的普遍化进程加速;程序性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仍然不足,呈现出探索性特征。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关于民事抗诉制度,学界和司法界长期存在“废”、“立”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本文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民事抗诉程序是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程序——民事抗诉程序和民事再审程序——“组装”而成的,严重违反了法理和程序设计的规则。本文认为,要使民事抗诉制度摆脱目前的困境,必须将民事再审程序从现行民事抗诉程序中剥离出去,并对民事抗诉程序进行重新设计。     

试析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形成与影响

当代西方社会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兴思想流派——绿色政治理论。它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绿党在西方政坛的崛起,对西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它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地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和世界和平运动深入开展的形势下产生的。这一理论对人类传统的价值理念、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调解兴衰与当代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变迁——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年-2010年)为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着重调解———自愿调解———调解优先的过程。在着重调解阶段,法院具有动员人们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消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脱离政治依附性的离心力的政治功能;在自愿调解阶段,法院具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这一基本方向的政治功能;在调解优先阶段,法院具有重新恢复民众对于社会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信心的政治动员功能。     

从泰国军人干政看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危机

军事政变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是一种政治行动.本文试图通过对泰国军事政变的分析,探讨在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原理.本文认为,政变的发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和政治制度因素,其中政治参与的无序化与领导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是引发军事政变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军人干政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军人干政已经不适应甚至危害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从调整社会结构、扩大政治参与和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等三个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     

华人政治地位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分层

本文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马两族执政党的不同地位、政府公共职位的族群分配比例以及选区划分的族群利益倾向,探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分层以及族群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结果表明,华人明显处于政治弱势,在族群权益博弈中的地位由此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