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为维度

由外族入侵带来的民族压力促使近代中国开始了自救。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其本身对政治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既是教育教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现实需要。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阐述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亲和力、教学内容亲和力、教学介体亲和力的途径及方法。     

从政治司法到法律司法

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国家的职能被定位为实现对敌人的专政,法院的司法审判被视为是专政的有力武器,由此而深刻地铸就了法院司法的政治性品格。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诱发了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转型。在此过程中,因应市场经济建立和依法治国的需要,法院的审判面临着由政治性主导向法律性主导转变的问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确保法院自身的独立、司法程序的完善、诉讼参与人主导性地位的保障以及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和完善,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政治风险:成因、特征和治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针对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防范政治风险"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给我们科学把握政治风险的成因、特征和治理指明了方向。国内外发展环境蕴含着的不确定性,成为政治风险萌生的综合成因。政治风险属于非显性风险,具有隐蔽性、多源性、致命性和长期性特征,但政治风险并不等同于政治危机。如果治理得当,我们仍可把风险压力及时转化为发展动力。政治风险的治理关键要以制度建设为总抓手,不断推进风险治理现代化,实现政治权威、政治能力和政治活力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为我们今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重要遵循。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社会组织自治——以张家港市社会组织自治实践为例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家治理模式从管控型向合作型转变,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张家港市社会组织发展践行政社互动、服务行政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协调、服务、领航及调解功能,为社会组织自治设计了一条极具创新价值的发展路径,促进了全方位、多层次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地方样本。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农村进行了彻底改造，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创势”，在此过程中其执政党的功能得以空前发挥，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大的挫折。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农村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公务员“重显性,轻隐性”政绩现象探析

公务员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重显性,轻隐性"的现象比较突出,这种现象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影响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干群关系。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干部任用选拔制度不完善,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不科学和舆论宣传误导所至。因此,正确处理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的关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尤其重要。     

民主与政治稳定:印尼局势动荡与政权更迭的政治解读

印尼的局势动荡和政权更迭表明 ,在民主体制下 ,领导人个人的道德品行如何及对民主原则的认同与否、政党是否成熟、具体的体制设计与现实政治力量分布是否相互协调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政治和谐的双重价值考量

政治和谐对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双重价值,社会主义对和谐的提升在政治和谐层面有全新的展现,社会发展往前推进,对和谐的追求也需要提升。法治的目标性价值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得到展现的,以人为本是对人权价值的历史性提升。     

中国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

近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基本方向的"问题",但"问题"之中有"主义";"问题"表现在经济上,反映的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政制改革要以锻造廉洁政府为主干工程,把有限集权与有序民主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