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并成为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党群之间的关系,又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为此,结合当前行政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实际,积极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相互联动的预防预警机制、调解机制、司法保障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网络赌博犯罪研究

网络赌博与传统赌博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完全一样。网络赌博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赌博组织者及赌徒、网络赌博平台和赌资。因此,对网络赌博犯罪的查处和预防也应从这三方面进行。     

“集体行为”与社会稳定

"集体行为"是破坏社会治安、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必须研究"集体行为"的特征与客观规律,对之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     

论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的立法范式与体系逻辑——以应对突发疫情事件为例

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适当限制是平衡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必然选择。基于特定的紧急背景在公法中设定个人信息保护限制,虽有助于集中力量驱逐疫情,但往往忽视对作为私权客体性的个人信息对象考察,容易侵犯个人信息法益。当前我国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限制规定虽符合疫情防控下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的紧急需求,但缺失对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以及合理实施的进一步解释,亟待更精细的规范进行界定。这表明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时,我国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合理限制问题时出现了制度缺位。原因在于,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都无法独自处理好疫情防控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限制问题。公、私法二元性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契合数据治理理论的内在属性,也是风险社会中公私法协力的必然要求。重大疫情背景并不决定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的二元范式,这是由个人信息的属性本身所决定的。公法和私法分别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限制规则均具有部分正当性来源,但从法律的实现效果以及比较立法趋势来看,将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置于一部公私复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中更符合时代发展。文章最后在该立法范式引导下,反思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立法体系逻辑,并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限制立法完善的建议。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国家司法机关制定发布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司法意见是一种刑法适用性解释,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相比,其具有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从刑法体系解释角度看,有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法规范、司法解释与司法意见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应当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协调性原则,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同一解释规则、排他解释规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等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     

入罪与出罪:我国《刑法》第13条的功能解构

对我国《刑法》第13条"前段"和"但书"的定位,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议。现有的研究或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或不能妥当解释"前段"与"但书"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应分别从立法和司法层面理解"前段"和"但书"的内容,即在将"前段"解释为立法层面要求的前提下,借助刑事责任理论将"但书"解读为刑事责任实现后的出罪权。如此理解,不仅能为刑法修改完善提供法律根据,也能在增强刑法积极一般预防作用的同时,限制刑法立法权。"但书"的核心在于将刑事责任已经实现的案件,及时从刑事司法程序中"解脱"出来,该权力的运用既不会破坏犯罪构成的定型性功能,也不会助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犯罪预防中的技术预防与观念预防

根据预防犯罪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的不同,可将犯罪预防分为技术预防与观念预防。技术预防注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预防措施,观念预防则强调加强公众防范意识,提高抵御犯罪的能力,使预防犯罪工作更加有组织化。技术预防与观念预防在预防犯罪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二者只有相互协调、彼此配合,才能真正实现预防犯罪的目标。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本文论述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指导思想,即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主要内容,即该法明文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明文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明文规定了有关部门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管理责任,明文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明文规定了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明文规定了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还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主要特点和外国及联合国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