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个人信息对个人生活和发展有重要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个人信息流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使个人信息容易被侵犯，我国刑法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化。本文对首先探讨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的理由，指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还存在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规定的建议。     

减价实现方式的重思与重构

围绕减价,我国主流解释论认为可由受损害方通过单方意思表示来实现,这主要源自德国法的形成权说,忽视了我国实在法体系与德国法体系的重要差异。在我国,一方面,买卖合同领域的损害赔偿奉行无过错原则,减价难觅特殊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并非奠定在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基础上,减价权作为形成权来构造也缺少了关键性条件。因此,形成权说不仅逻辑欠妥,而且易使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在解释论上,应重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形成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作用,宜将买受人主张减价的权利打造为变更合同的请求权。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     

“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正当性基础

“公司社会责任”诸性质之“责任或义务”说,不足以合理承载其灵魂,而其灵魂托生于“公司利他权”不仅是理论逻辑所必然,而且亦是实践所证明及要求之结论；再者,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比较优越和正确的理论,不但因为它是被充分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并且还在于它具有强大的经济学基础、伦理学基础和颠扑不破的哲学基础这三点确定的永恒平面强有力地支...     

论股东诉权对股东权益救济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股东诉权是股东实体权益的有力保障,对于维护中小股东在公司的各项权益尤为重要。但股东通过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来维护其在公司的利益明显存在很多现实困境与诸多限制条件。诉讼程序本身的复杂与大量诉讼成本的支出使股东维权困难重重。应当从公司制度本身去寻找解决之路,即立法上加强中小股东的权利配置,公司管理上实现两权分离,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进一步加强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论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之有限分立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支持完成公诉和实施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兼行刑事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此处的公诉权仅指庭审中支持完成公诉的权力，或可称其为狭义的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是否能够并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问题，确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进行详细的剖析，并对今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重构提出建议性的对策。     

论金融危机下发展权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发展权利。危机对发展权的挑战,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领域,也反映在社会文化以至政治发展层面,进而衍生为人的生存发展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重新塑造发展权法治理念,从传统的形式平等和社会正义迈向一种新的正义观即发展正义,从现有的公法强制干预和私法自由调节转向政策性平衡新机制,在全球社会连带中实现自主发展。在这些新理念导引下,于法律重心的发展权定位、发展权指标体系的法律化以及强化国际与国内公共权力对发展权的法律责任三大方面进行制度建设,确立公共权力对发展权的自觉意识和可归责性、建立全球性的发展权法律标准以及危机预警与干预系统。     

完善我国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原则

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已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我国应充分认识保护广播组织权的重要性,并参照国际立法,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我国的著作权立法,保护广播组织的合法利益,保障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权利,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婚姻身份协议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身份协议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出现，中国民事立法尚未对其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其效力认定不一。婚姻身份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它是饱受家庭暴力、婚外情等行为困扰的女性自我保护的一种救济手段。但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的婚姻身份协议必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受侵害女性的权益保障命题绝不仅仅通过婚姻身份协议就能够完成，它需要国家公共政策主要是法律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论提前解约权——以《海商法》第255条为中心

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我国海上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具有提前解除合同的权利,即提前解约权。该特殊的制度赋予了保险人单方终止保险合同的特权,但实践中其往往会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和特定权利相冲突,需要理论和实务界重新审视提前解约权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