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练、战”一体化视阈下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国内安全保卫专业的设立对国内安全保卫专业教学及人才培养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参照公安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练、战"一体化视阈下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建设、发展与创新途径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具体而言应主要从"教"层面的专业定位,"学"层面的课程体系构建,"练"层面的教学方法创新和"战"层面的实践能力培养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专业建设。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融合与分离:统一战线的衍化逻辑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从历时性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宝贵经验已经深刻地检验了统一战线法宝的实然价值.透过历史现象究其本质,统一战线就是融合与分离的不断衍化过程.而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融合与分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发生、发展和衍化的内在逻辑.     

亚太移民区域磋商机制与国际移民问题

近年来，全球人口最为集中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口偷渡和贩卖层出不穷，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国家间的移民劳工流动日趋频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移民问题，亚太国家建立了一些专门性的非正式的移民治理区域磋商机制来应对。亚太移民区域磋商机制目前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有效解决亚太地区复杂的移民问题仍任重道远。亚太移民区域磋商机制若不想成为国家的“弃儿”，需要释放潜力，进行更多尝试。     

吉林省参与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以多国合作为特征的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项目近几年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各成员国加强了务实开发的力度。中朝“路港区”工程、中俄“路港关”工程、中蒙“两山”工程等开始启动,并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但对于吉林省来讲,当前又遇到了对外通道未能真正顺利打开、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没有形成完整的互动机制、市场贸易主体也未得到真正确立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图们江区域国际经济合作。     

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治理整合与旅游开发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体。河北太行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革命圣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区域化突出、管理不规范、吸引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河北太行山地区应从制度体系构建、区域间整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好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     

高职院校学报应走与科研"整合"之路

高职院校学报内容质量偏低、特色不明显和“两个效益”不高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高职院校的科研及科研工作处于劣势地位而造成的。如何摆脱这一困境,走与科研“整合”之路,将会使一大批“小”、“弱”学刊脱颖而出,从而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我国学刊的整体繁荣。     

东北亚和解与合作:韩国的作用与角色冲突

冷战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卢武铉提出的东北亚平衡者外交战略,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独特作用,更使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有了新变化的可能。在国际事务中,韩国自主外交的"独立意识"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地区安全的战略平衡。同时,在朝核问题、区域合作等问题上,韩国作用的发挥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韩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这对呼应韩国自主防卫诉求、培植中韩互信、牵制美日、防止东北亚"新冷战"的发生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堰塞湖"型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 ——以北京市崔各庄东辛店村为例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住处的疏解整治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必要手段,但实践中拆迁整治引发了"堰塞湖效应","堰塞湖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演变成"堰塞湖"型社区。对此类社区的治安管理应革新以往防范式治安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构建社区治安问题"审视→分析→反应→评估"的治安管理模式,根据"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困境,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严谨、运行有序的治安管理体系。具体可从树立"善治"和"共治"治安管理理念、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和社区治安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解决"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以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