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宁台民间文化交流 促进“环三”区域经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民间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大意义。我市既要传承本民族特色文化,又要在文化交流方面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大力发展宁台文化交流是促进环三经济腾飞的又一举措。本文阐述了宁台民间文化交流对推动"环三"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了宁台文化交流对"环三"区域经济发展尚未发挥应有作用原因,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以不断扩大宁台双向文化交流,推进环三区域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     

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问题探索

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是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并不具备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机制,这导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缺乏系统性。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体化需建立专门的独立机构,改变工作理念,改革办案机制,才能推动检察一体化建设     

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评析——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各种形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成为日本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实现自身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途径之一。为了实现最优供给模式,日本经历了从单向供给到机制建设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日本分别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竞争性合作"等原则,处理和协调与域外大国和域内大国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加权总和"和"最优环节"等供给方式缓解战略意图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     

合理配置教师资源 促进区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教师资源是基础教育实现其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的前提。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基础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普及基础教育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制约我国教师资源合理配置的因素，主要受到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教育政策导向、政府投入政策的影响。应从统筹教育发展、完善投入政策、建立教师流动机制、加强考核监督等方面入手，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偷渡犯罪防范之一体化维度简

偷渡犯罪不仅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与主权，也对国家声誉、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偷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劳动力价格的反差以及一定程度上家庭因素的影响，享乐主义和侥幸心理，法律上的漏洞，等等。当前要预防偷渡犯罪需要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加强边管以及侦查等执法与司法活动，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定居目标和城市融入过程分析——基于四川省成都市务工女性个案调研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作为流动大军中的另一个中坚力量,为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城市化进程脚步的加快,在城市务工的部分农村女性也加入了向城市迁移的行列,由过去农村女性多数是以婚嫁、随迁等形式被动地向城市迁移逐步演变为现在以务工、留城的主动迁移。在实现定居目标的过程中,受就业现状、社会交往、文化观念、自我定位、婚恋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务工女性呈现出与务工男性不同的境况。透过就业现状、社会交往、文化观念、自我定位、婚恋状况的变化来分析务工女性定居目标和城市融入过程,可以为改善务工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帮助。     

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突破安全困境 ——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度兴起，地区冲突和动荡的安全局势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消极影响。作为摆脱安全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抑制成员国间冲突升级、发挥和平效应时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制约。作者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内成员间冲突形势之间的互动，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未能产生和平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通过机会成本机制提高成员国的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信息沟通和冲突管理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平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水平，扩大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增加多议题之间的联系，强化高层互动机制和制度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和平效应，尽快走出安全困境。     

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

本文认为,亚太区域合作是美国用来阻止东亚地区只包含东亚的一体化进程获得优势的战略。这一战略是相当成功的,不仅保证了美国从东亚不断发展的经济进程中受益,充当着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导者,还削弱了地区内的东亚认同,使跨地区的进程压倒了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但是,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具有自身的限度,那就是保持跨区域机制的松散、开放性,而不是积极推动一个紧密的亚太共同体形成。这是由其全球秩序利益、结构性制约和紧密共同体方式利大于弊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美国对于亚太区域合作的参与会是积极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     

2011年：地区安全环境变动中的中印关系

2011年,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加速东移,美国对重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也开始调整,导致地区安全环境发生变动,这些因素对进入＂交流年＂的中印两国关系有重大影响。中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虽不乏亮点,但双方安全领域的互信仍显不足,并且还出现了新的＂不安＂倾向。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基础与导向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对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指导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意义.当下"主客一体"的革命性范式,彰显了相关论者范式建构的自觉,并推动了环境法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但是,这种范式由于一定程度上忽视"人"的价值序位而遭遇同样的困境,以理论建构为重心同样忽视了对应对环境问题实践的有用性的追求.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应以"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为指导,在一定限度内完成向"实践导向"的转变.重建现代环境法学方法论应该从主体要求、价值观要求、技术要求及规范要求四个维度展开,社会工程哲学基础上的创新恰恰涵盖了这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将社会工程的系统论哲学恰当地应用于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