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政权8年总评价:特征与得失

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以一套抽象理论作为改革的蓝本,普京转而以具体的目标——在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框架下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作为施政蓝图。这是普京政权的显著特征,也是普京与前苏联、俄罗斯领导人的主要区别所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普京在制定各项具体政策时,大致上遵守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原则。总体而言,这些具体的政策有得也有失:其中促进国民团结与加强管理能力的政策,十分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率一般;至于遏止人口衰退和改善国民健康危机方面的政策,则效率不佳。就现时的发展水平而言,俄罗斯还未完全达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及"民主法治"的目标。     

DRD3基因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法医学意义

阐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是医学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同时也是法医司法鉴定的重要内容之一.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假说认为多巴胺能系统的失调是精神分裂症的病因,DRD3基因在脑中的区域性高表达以及其与众多精神疾病的阳性关联提示其在精神分裂症中的潜在重要性.本文综述了DRD3基因在精神分裂症的群体遗传学、动物模型和在人源细胞...     

在我国建立宪法法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分析

在我国建立什么样的违宪审查机制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难题,这直接关系着我国违宪审查体制的建构,本文从建立宪法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论证了宪法法院的建构的益处以及宪法法院的建构与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运行机制并无冲突。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错误及其处理

作为刑事诉讼管辖权运行的非常态现象,管辖错误既破坏了管辖秩序,亦侵犯了被追诉人的法定管辖权利。我国现行的管辖错误审查机制主要以解决司法机关自身管辖权为目的指向,以程序补救为功能依归,忽视了管辖权作为程序合法性要件的波及效力。管辖权的审查机制应当从"单一性"转向"复合性",并通过"明显错误"规则,对管辖错误情形下的程序效力作出合理判定。应当在区分管辖类别、案件性质及其所处的诉讼阶段之基础上,对管辖错误的后续程序处理作出不同的规范建构。     

1949年至今台湾地区南海问题研究文献述略

1949年至今台湾地区出版或发表了近500种/篇有关南海问题的文献。笔者通过对文献产生的时间、数量变化趋势、主题分布、载文期刊、责任者、文献类型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两岸应共建共享相关信息资源,构建台湾南海文献信息数据库,从而打造南海问题研究文献智库等设想。     

论行政行为补充说明理由

行政行为补充说明理由是指行政主体在司法审查中对行政行为作出当时根据的法律、事实或自由裁量依据做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这一制度体现了行政效率的内在要求、公共福利的发展趋势,也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的配套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的七年回顾与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大抉择,旨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七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完成顶层设计的"大写意",正在绘制聚焦重点和项目建设的"工笔画",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方面成就卓著,并形成一系列合作理念和机制规范,推动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涵盖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保驾护航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以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平台建设,并展现出美好前景。     

司法能动主义基本问题研究

无论司法权的原始属性是什么。也不管孟德斯鸠是如何看待它的，在现代民族国家权力建构下，司法权都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技术的，一个是政治的，尽管在不同的国家这两个属性的比重有所差异。司法能动也就是朝着这两个方向能动，否则只能是乱动，司法能动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传统的方式，一是完政史的视角。此外，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审查、司法之上等概念也有必要予以区分。     

论商事账簿及其法律关系的性质——兼论《商事通则》的不可行

根据《会计法》规定,并非只有公司企业等所谓的商事主体才需要制作会计账簿。通过对帐簿及其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的是账簿及其法律关系根本上并不具有以平等自愿为特质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而是基于国家对经济事务和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强制调节与干预所形成的具有经济行政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就账簿及其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对于依法规范制账单位的内部管理,使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对制账单位经济活动或财务活动进行有效掌控监督,进而加强维护社会经济金融秩序等,要比在单纯商事范围内对之进行理解更具重要意义,也更能为在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的理念上提供一些新的价值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否定性列举之反思

《行政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又列举出八项不属于受案范围的行政机关的行为。但是这八项行为实际上分别属于三类不同的诉讼制度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作为起诉条件对案件的筛选、过滤作用,还传递出了司法保守主义的信号。为此,应当再造行政诉讼理念与空间,确立可审查假定原则以消减否定性列举的生存空间,设置实体判决要件以实现受案范围的制度归位,构建复合型审查程序以优化审判流程,从而使受案范围回归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