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警察机构设置探析

环境警察的机构设置是建立环境警察制度的起点,其设置是否科学合理是环境警察能否高效执法和健康发展的关键。世界各国和我国多地的环境警察机构设置模式都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对环境警察的执法实践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环境警察的机构设置应遵循因地制宜、注重实际需要,明晰职责、注重资源整合,适应实战、注重执法实效,讲究专业、注重人员素质等原则,在设置环境警察机构时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精心的构思,以便建立起符合各地地情和环境问题实情、符合环境执法实际需要的环境警察机构。     

私营军事公司参与联合国维和之利弊分析

因私营军事公司具有军事能力强、反应快、成本低的特点,西方某些国家、学者与非政府组织主张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强制行动中来,以克服联合国维和体制中的弊病。目前,国际法与国内法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监督与监管处于弱态,加之其具有雇佣军掠夺性本质,私营军事公司参与甚至主导联合国维和行动有违联合国宗旨与集体安全制度,且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工具,从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后扶贫时代中的返贫风险控制策略——基于风险源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重要任务。巩固扶贫成果的关键在于防止返贫,而防止返贫的关键在于控制返贫风险。基于新中国农村扶贫的实践与政策分析,当前中国存在救济型扶贫、保障型扶贫、易地搬迁型扶贫、开发型扶贫和参与型扶贫五种扶贫模式,可以分析比较出不同扶贫模式下返贫的直接风险源和根本风险源。借助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方法,可以从自我开发、培训开发、岗位开发、干部开发、组织开发等方面实现风险控制,为地方政府与领导干部防止返贫风险与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参考。     

新旧工会预算制度对比分析研究

随着国家预算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发展需要,旧版《工会预算管理办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工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需求,修订工会预算制度迫在眉睫。旧版预算制度存在预算管理职权不明晰、预算期限过短、未实施全面预算、未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收支范围过于笼统、部分预算调整范畴可操作性差等问题。通过对比新旧《工会预算管理办法》在预算管理职权、收支范围、编制与审批、执行与调整等方面的内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将有助于各级工会组织深入了解新制度的优势,缩短工会预算政策时滞。     

菲律宾华文报纸论析

菲律宾的华文报纸始于19世纪末,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剩下5家主要华文报纸。本文简要回顾菲律宾华文报业的历史发展,阐述菲律宾华文报纸的现状,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东盟国家的TPP角色分析

由于东盟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美国高调推进的＂TPP轨道＂建设为东盟国家参与TPP带来了新的机遇和风险。随着TPP谈判进程的深入,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也必须随之进行全面调整。本文主要分析东盟国家在不同时期参与TPP的角色。     

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政治学分析

金融合作作为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东盟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促进了金融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合作的深化也必将提升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水平,这种良性的互动有助于推动自由贸易区向更深层次推进。本文从国家利益角度来阐述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并以此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把握合作进程。     

老挝万象市西勐娘娘庙文化特征探析

老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西勐娘娘庙是老挝万象市的一座古庙。而融汇在西勐娘娘庙里的各种信仰的表现,就是老挝文化的一个缩影。透过老挝万象市西勐娘娘庙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到老挝文化的特点,从而加深对老挝的了解,促进中老两国的文化交流。     

风险社会与侵权损害救济途径多元化

现代风险社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传统侵权法律制度在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侵权行为以及灾难性、大规模的人身损害事故时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功能定位、保障范围、加害事由、归责原则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对风险社会的现实状况和生活形态作出了回应,尤其强化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侵权法的这种制度变化改变了我国责任风险的原有形态;同时,在侵权法律体系内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对受害人的赔偿和救济问题,由此给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以侵权法、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多元救济体系中,各项制度之间应注意协调,避免赔偿不足或赔偿过度。     

美中商业秘密内涵的思考

从美国商业秘密法的发展来看,商业秘密的内涵呈现出从秘密性、实用性至秘密性、价值性和管理性再至秘密性和价值性的一个变化过程,而我国有关法律及规定明确认为商业秘密在内涵上需要具备秘密性、实用性、价值性和管理性四个构成要件。从两国的规定看,两国对商业秘密内涵的理解在新颖性、实用性、管理性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