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弱势群体的特殊法律保护——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视角

通过家庭土地承包权的特殊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民的经济生存权给予倾斜性保护 ,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正义原则。但对侵犯土地承包权的救济问题 ,还应在扩大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现行立法 ,以加强对农民的特殊法律保护     

农村普法：谁来解我孤独——关于农村普法工作的逆向思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同样,普法工作的重难点也在农村。本文首先从普法者的角度简要分析了法律在农村难以普及的原因,接着采取逆向思维方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从法律实效、法律成本、社会保障、宣传教育等几方面重点分析了“如何才能让农民接受法律”,得出了“普法原本不孤独”,需要立法、司法、行政及民间组织和民间活动等多个环节的共同努力、改进和创新的结论,以期对农村普法工作有些启示。     

The impact of new immigration patterns on the provision of police services in midwestern communitie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ew immigration patterns on police-community relations in small midwester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large food processing plant and subsequent addition of a large Hispanic population. Using a case study approach,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mmunity/government leaders, and residents in three rural Missouri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language barrier wa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ce-Hispanic community relationship. Fear of the police, immigration issues, and the nature of contacts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Latino community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与认识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是实现社区持续资源管理和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该方法的起源、基本概念和原则 ,并通过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介绍有效实施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途径和过程 ,以及该方法在今后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发展中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融资与提供中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等问题,并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实际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体制、财政体制等诸多问题在农村的集中表现。     

论商主体的类型界定

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将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合伙与商法人三大类,我国也应将这三类商主体作为我国商事主体的基本分类在即将制定的商事通则中予以规定。本文在对国内外商主体立法例归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商主体的立法建议：商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经过登记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独资企业;商合伙包括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商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纳入商主体范畴中。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     

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Y村案例分析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应提升农民主体性。本文基于过程角色理论,以角色互动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模型,通过对Y村的单案例探索式分析,本文认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角色实践中:精英的综合刺激激发了农民初期的自主性;随着精英对产业化、合作化的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的程度深化、范围广化,角色认同增加,农民的主动性得到提升;精英对村庄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规范着农民的角色转型行为,强化了农民的受动性。农民角色转型既是主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提升的关键。国家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应着力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农民主体性。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的分析——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对我国的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由于其运行机制的非法化以及自身的缺陷,导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很大的风险,文章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风险现状和构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防范法律方面进行分析,以预防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活动中出现的法律风险。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