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问题新思考

在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竟然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虽出人意料,但又有其制度因素、企业因素、农民工自身及支农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一现象,结果显示:转变政府职能、企业进行转型或转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是缓解“民工荒”问题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手段性参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趋势扩大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利益分化。另外，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熟人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消除熟人社会的不利影响，培育新型农民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契合中的差距:乡村振兴中的文旅融合政策论析

文旅融合作为当前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丰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从政策视角看,乡村文旅融合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内在宗旨一致性、目标承接具体化等高度的契合。但相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乡村文旅融合却存在明显的政策差距,表现为政策发展的迟滞化、粗放化和项目同质化等问题。对此,应以渐进调适逻辑推进政策发展,并通过强化乡村文旅适度融合、统筹推进的政策理念,构建"一干两翼式"政策框架,完善合作共享格局等精准治理措施促进政策细化,进而助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重塑农民主体自觉: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以农民主体地位为观察点、农民主体自觉为观测指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可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较多经验借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而且还是评判农村发展成效的重要"裁判员"。四十年来的农村发展成绩正在于有效激发了我国农民的主体自觉,既包括集聚认同自觉培育集体精神,强化参与自觉提供动力源泉,还包括夯实行动自觉开展协同合作。但进入新世纪后,农民主体自觉日渐缺位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失衡失调难题,突出表现为因农民关注下降引发发展信心锐减、农民过度外流导致劳力不足和治理疲软致使组织工作孱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民主体自觉。一方面,积极强化乡村振兴认同,集聚发展目光,并努力吸引部分农民返乡建设,积攒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应构建振兴乡村文化体系,营造发展生态,并适时推进农民再组织化工作,强化农村发展中的农民主体协同与合作。     

浅析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

在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构筑新型乡村社会秩序、培育农村社会的新型公民主体、凝练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四方面，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民主与自治，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全面且不断地提高着农民的整体素质，从而实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     

软法视角下农村民间借贷法律机制的研究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的一个部分，随着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的日益多元化，已融入社会金融体系中。活跃在农村地区的农村民间借贷却被国家正规金融所排斥与国家法律政策的打压，文章从农村民间借贷现实运行的状况基础上，归纳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结合软法在农村生活中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提出促进农村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法律机制的建议与对策。     

毛泽东《农村调查》出版背景及当代价值

本文阐明延安时期毛泽东出版《农村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全党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调查研究仍然管用,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我国农地管理的主体行为与博弈分析

我国现行的农地管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基于此,分析了农地管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行为,并探讨了农地管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同管理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的利益变化.利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了三个主体的博弈分析模型.首先从子博弈分析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管理中的博弈过程,其次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村集体的博弈分析,最后建立三个主体的主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农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联合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白下而上做实农地管理的微观主体——包括明确农民的使用权益、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有利于消除农地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提高农地管理的效率.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犯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犯罪比重下降,主要是“农村地区”范围减小、立案标准的城乡统 一和大幅提高以及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地区造成的。而现有农村地区实际犯罪情况依然比较严 重．农村外出人口的回流,将可能使农村犯罪急剧增加,以至反过来给城市和全国的治安稳 定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城乡治安状况互为关联的观点出发,根据农村犯罪特 点进行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工作,并通过扩大进城农村人口规模,减少农村犯罪增 长压力．     

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转型及其伦理困境

苏南地区一些出任其企业所在村党委书记的老板,为自己营造出一片可观的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而乡镇企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户籍约束的松动则改变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基本身份,使之“去农村化”和“老板化”。他们因之以全新的姿态对作为企业战略一种延伸的村庄进行投资和治理。新的角色定位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精神,它与传统集体主义的伦理关怀必然会产生内在紧张。而后者恰恰是广大村民所坚持和信守的,这就使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治理陷于一种伦理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