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俄科技合作 促进我国西部开发——推荐30项中俄产业科技合作项目

加强对俄高科技产业合作已成为发展对俄经贸的一项重要战略内容、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在中俄经贸关系中居先导地位。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开展中俄产业科技大合作．必将有力地促进两国经济及经贸关系的大发展。为此．本文介绍了中国西部地区与俄罗斯的产业技术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提出了西部地区拟重点规划的３０项中俄产业科技合作项目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中俄产业科技合作方式。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训工作

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关系全局、人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在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训工作中要把握好五个方面教学内容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创新意识;加强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教育;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组织好参观考察活动.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方法制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产、生活和传统文化习俗.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仅靠统一的国家大法来解决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靠新的、有针对性的民族地方法律法规的出台和执行来保证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和有序进行.所以,民族地方法制建设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邓小平民族思想要旨四论

民族问题无小事。当今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因民族问题而导致民族纠纷、冲突不断,乃至国家解体,造成了深重灾难。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如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实现全民族共同进步、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文从民族平等论、民族团结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和民族发展论四个方面,把握和阐发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当代价值。     

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视同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资源贫乏的少数民族山区建立扶贫新机制的思路

资源贫乏的少数民族山区,经济基础设施简陋,经济实力单薄,扶贫的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2000年农村人口基本解决温饱的目标,必须采用非常措施,因为传统的扶贫措施,已被证明对最低层的贫困人口的脱贫效果甚微.因此,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启动新的扶贫机制.     

蒙元对西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设治

蒙元统治时期的西北,民族情况复杂,各民族的迁徙对流频繁,民族间的分化与重组相互交叉,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变化无常,中央政府通过亲王出镇、建立甘肃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设置站赤、打开交通、开展屯田垦殖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与元王朝中央的政治联系,巩固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世界各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新的历史时期 ,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 ,更为突出地表现在知识和信息方面。要缩小差距 ,当务之急是西部民族地区要切实把人力资源开发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 ,在知识、技术和信息上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在云南的贯彻执行

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规的贯彻执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选举自治机关过程中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其二,自治机关的立法过程;其三,自治机关与上级国家机关协商、监督、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其四,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过程.云南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They do not help,only demoralize’: peasant nachalniks and the last imperial Russian reform on the Kazakh Steppe, 1902–1917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an early-twentieth-century reform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on the Kazakh Steppe. It was catalyzed by the massive in-migration of peasant settlers from European Russia, which required fundamentally new administrative forms and institutional decisions from the state. In 1902 the Russian Empire extended the Temporary Regulation on Peasant Nachalniks, which was previously law only in Siberia, to the steppe oblasts of Akmola, Turgai, Semipalatinsk and Uralsk. In examining discussions surroun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e complexity and ambiguities of the decisions that were made, the problems the new law faced, and the wide array of participants in enacting it. The article also compiles a socio-cultural portrait of the peasant nachalniks and the activities they undertook. Finally, it addresses how the Kazakh population perceived these new officials, and how they interacted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Kazakh administration, which was crucial to their 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