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与席位分配的内在矛盾

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各种讨论,都需要首先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问题,但是前期的讨论鲜有理论支持。结合数学研究的结论及美国和欧盟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理。香港立法会选举在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方面的独特经历在于,本来有利于大选区的席位分配方式,结果反而不利于大选区。其背后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处理好席位分配公式、人口变动趋势、席位上下限和偏差大小之间的关系。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     

当前公安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保密工作对于推动公安中心工作和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安保密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从宣传教育、组织领导、日常管理、监督检查等加强公安保密工作,杜绝泄密事件的发生,确保党和国家重要秘密的安全。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公安信访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建设取得许多创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应科学把握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的构成，有针对性地解决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着力推进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的信息化、法治化建设。     

公安教育改革思路之探讨

公安院校担负着向公安机关培养、输送合格警察的重任，公安院校学生的素质直接影响公安机关的警察质量，影响公安工作的质量。新世纪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公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模式、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要求，从而促进公安工作。     

民间警察的职业空间

民间警察主要负责微观“小治安”。其职业空间包括:以单位和区域治安承包为主要业务的治安服务,以特定物品人员和大型商贸活动为对象的专项安全服务,以及以纠纷事件为客体的调查证明服务。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有法可依。然而，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也逐步显现出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文章针对该法在立法上与实践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安工作

公安工作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公安工作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安工作，关键要把握好统筹兼顾，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根本在于求真务实。     

Civil Society,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Knowledge: Forest Governance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Context of ASEAN

In the domain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t appears that a strong civil society, one with strong social ingenuity and social capital,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not only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but also for regional security in general.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much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empirical experiences of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records of accomplishment in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in forest governance. Also discussed is the possible role of epistemic communities both within these countries as well as across countries in the ASEAN in harnessing institutions of knowledge to influence domestic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of forest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