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管制刀具管理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各级佘安机关虽然加大了对管制刀具的收缴力度，却不能从源头上对管制刀具进行控制，甚至在管理上舍本逐末，这与当前管制刀具管理相关法律文件存在着极大的缺陷有直接的关系。管制刀具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83年公安部制定的《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已经极不适应当今的社会条件和法律环境，严重制约着公安机关管制刀具管理的效率。应分析目前涉及管制刀具管理的相关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安全视野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能源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是能源的供应与需求问题,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结构、社会稳定乃至个人发展。能源安全主要涉及供应安全、运输安全、价格安全、结构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等六个方面。基于对能源安全的综合理解,显然不能对中俄能源合作只做能源进出口的狭隘理解。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俄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就必须摆脱角色差异、定位模糊、阶段变更的困境,同时解决好价格机制、技术合作、资源互补和地区建设等现实问题。     

小议欧盟第1419/2006号条例对班轮航运业的影响

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作为一种行业豁免制度,是指通过立法赋予航运业中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为以反垄断豁免,它是一般反垄断豁免在国际航运业的体现。目前各航运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都在法律中确定了有关反垄断法在国际航运领域的适用例外。2006年9月欧盟竞争委员会颁布了旨在取消班轮公会反垄断豁免的第1419/2006号条例。从班轮市场集中度、市场运力、市场运价、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分析该条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指出该条例的生效仍将延续班轮航运业的垄断态势。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机制

当前，虽不敢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后诉讼时代”，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合理性已被诸多学者反复论证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在此背景下，关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建构、完善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热情不减的探讨课题。置身于纠纷解决途径匮乏的现实情境，此种关注实为必要。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人们在倾心构筑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际，却忽视了纠纷解决需求者在面临具体纠纷时选择之迷茫，这种“多元性无知”无疑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行之羁绊。通过探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引导机制，指引当事人找到进入“某个恰当程序的大门”。     

盘问检查中的安全问题

盘问检查对审查身份不明、有作案嫌疑的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盘问检查的对象有多种多样的可疑人员。对这些人员的盘问与对其所携带物品的检查，潜在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量危险。为了确保民警的安全以及盘问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盘问检查中的实战要求必须明确，安全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试谈公安院校图书馆教育管理职能

信息资源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公安院校图书馆也具备一般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同时在培养警务人才的过程中还发挥着引导学习、辅助教学、培养素质、塑造品格等重要作用。公安院校应认识到图书馆对于读者教育管理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借助警务化管理的特色，将学生读者的教育与管理职能落到实处。     

制约郑州市保安服务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郑州市保安服务业为维护全市的社会治安稳定,服务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郑州市保安服务业的发展也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保安服务业一样,还面临许多困难,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战后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方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拥有对外战争的权力,努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并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日本能否成为"普通国家",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反省侵略历史以取得亚洲邻国的信任。     

National parliamentary control and voting in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t ways governments express dissent in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rough ‘No’ votes, abstentions and recorded negative statements. A game-theoretical model is presented that studies voting behaviour and analyses how the national parliaments’ levels of control over their governments’ EU policies affect it. It is concluded that governments that are strongly controlled by their parliaments are not more likely to express dissent. However, when they do express dissent, they vote ‘No’ more often. Parliamentary control depends on the presence of formal oversight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motivation of parliamentarians to hold their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Empirical support is found in an analysis of votes on 1,387 legislative proposals that represent more than a decade of Counci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eriod 2004–2014.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involvement of national parliaments in EU affairs, and clearly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t forms of dissent in Council decision making.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