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走出决定论因果观的阴影

国家侵权赔偿因果关系的理解应当走出决定论因果观的阴影。哲学因果描述不仅有决定论描述,还有概率论描述。法律因果追问不是对客观、必然、本质联系的探索。国家怠于履行职责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打断决定论的强大心理惯性,向普通人的因果观念求解。     

放宽法律的视界:乡村生活中村落法与国家法关系之解读--从两则材料谈开去

在中国农村社会 ,大量的村落法在实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法以“法治”名义强行介入乡村是困难的 ,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深沉的张力 ,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法学工作者应该放宽“法律”的视界 ,深入乡野 ,关注法运行的实然性 ,寻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先进文化与"以德治国"

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但要提出系统的道德规范,而且要使这些道德规范通过各种渠道深入人心,由外在的规范转换为内在的良心,使社会舆论与道德良心相互呼应,相互映照。这种道德规范的转变和深入人心,靠什么?靠先进文化。这对于坚定民众的理想信念,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觉悟至关重要。     

《民法典》背景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路径选择——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切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知识产权领域全面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而针对之前商标领域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因为在直接公共规制与间接公共规制两种手段之间的选择,知识产权保护与消费维权的情况并不相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不能得到广泛适用。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将惩罚性赔偿进行类型化研究并细分为报应性损害赔偿和威慑性损害赔偿两种,并主张由一元选择模式转为二元选择模式,可以回应关于追求报应正义还是矫正正义的原点争论。而借鉴国外经验,并运用新比较经济学中的制度可能性边界模型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类型化进行阐释,能够说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直接、间接两种规制手段的依赖关系,进而形成审理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的裁判逻辑,且实现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检察机关执行国家赔偿法中遇到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本文围绕赔偿案件确认标准、确认程序和审理期限及赔偿法应明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浅析工会参政特色及价值

工会参政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反映广大职工群众对改革、发展、民生等相关问题立法、决策的态度与呼声。广大职工群众对相关立法、决策的态度是衡量其对错的标志,是使其减少失误,更趋完善的力量。     

浅析工会参政特色及价值

工会参政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反映广大职工群众对改革、发展、民生等相关问题立法、决策的态度与呼声。广大职工群众对相关立法、决策的态度是衡量其对错的标志,是使其减少失误,更趋完善的力量。     

作为中亚转型国家参考模式的发展型政权

苏联解体20年后,几乎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仍然有些转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落在后面,其中就有前苏联的5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对于这些既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更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来说,实现转型没有明显的参照模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在东亚地区取得成功的"发展型政权"是否也能够为中亚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Culturing identities,the state,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Guatemala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dural culture that shaped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Guatemala. Rooted in face‐to‐face encounters between departmental jefes políticos (departmental governors) and local Maya communities, this procedural culture emerged from routines of governance such as annual municipal inspections, ethnic struggles for municipal control, and local efforts to title community lands that led Maya and state officials to develop contrasting understandings of each other and their relations. Far from precipita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of mutual belonging, state formation here intensified the rac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that would rend Guatemala during the century to 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