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责任的民法基础

历史上盛行国家无不法行为能力理论,据此国家不对其公务员履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公务员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随着法治国家观念的确立,国家开始代替其公务员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即所谓的代位责任。也有国家确立了国家的直接赔偿责任,即自己责任。但无一例外,国家的赔偿义务均建立在民法基础上,以全额赔偿为原则。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确立了独一无二的"个人不赔,国家不全赔"的赔偿模式,偏离了赔偿法所固有的民法属性,无法良好保护受害人。而其根源则在于欠缺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历史与本质的全面理解。有鉴于此,应尽快修订《国家赔偿法》,确立国家的全额赔偿责任,更好地服务法治国家的建设。     

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战略定位、辩证关系与改革路径

机构编制管理关系到行政成本的高低和行政机构的效能。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编制配置不科学、不合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需要站在治国理政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平衡“管牢”与“管活”双重目标,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总量控制、“条线”要求与编制管理整体、短期成效与长期成本、编制增加与编制减少、编制管理部门收紧与财政部门宽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保障、全盘统筹、规划引领、观念更新、机制联动等多维度改革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从“平等”到“科学”：早期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背景分析

从五四运动到1927大革命失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现了唯物史观和1923年国共合作时辩证唯物论两次理论高潮。十月革命后国人为救亡图存实现国际＂平等＂而令社会主义大放异彩。20年代中期各种＂社会主义＂喧嚣热闹,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引入辩证唯物论而实现＂科学＂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崭新的活力和巨大的感召力。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解决好民族问题,就要全面把握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好民族方面各种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民族和谐的基础。     

从刑事赔偿与补偿角度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获得抚慰,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定。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赔偿是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但如何通过该程序来保障被害人的赔偿权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法治化城市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化城市建设是落实我依法治国方略的举措;法治化城市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国家具有一致性,其本身就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化城市建设是因地制宜推进法治国建设有力举措,也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法治化城市是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是以国家宪法、法律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制约权力为重点的,适合地方城市实际的治理模式和状态,它通过规范的地方权力运作和普遍的守法意识,实现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没有法治的城市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城市。法治化城市是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城市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促成人的现代化。     

论职务犯罪中的自然人主体

职务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职务犯罪自然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类。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三类人员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争议最大。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经济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新境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等。历史发展没有止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也没有止境。而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思考方式,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做到“六个坚持”,具有批判精神,尤其是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维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