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民事执行权运行模式

西方执行权运行模式固然有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差别,但即使在前一模式下,执行权在各单项执行措施中也并不总是消极的。部分国家采取前一模式是因为其实行过分松散的执行权分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当事人主义主张照搬诉讼程序的理念,名为保护处分权实为加重债权人负担。应该区分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的运行模式,至少前者应是积极主动的。我国的执行权分配体制使得执行员能够拥有程序选择权。执行机构的程序选择权与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兼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

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法律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证立,这是对于法律体系的道德要求,也是法治的目标之一。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具有程度差异,它包含连贯性、体系融贯性与理念融贯性三个层次的要求。融贯的法律体系主要是裁判者的诠释活动带来的,它是借助于一定的诠释方法建构出的产物。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面临特殊的难题,只有从制度体系、背景体系与方法体系三个方面努力,才能建构出满足三个层面融贯性要求的法律体系。     

中国工程性移民法研究

大规模经济建设导致新中国产生的5 000多万工程性移民,历来是矛盾冲突的高发群体。开发性移民是现阶段中国工程性移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距法治境界仍有相当距离。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范围较窄,安置方式难以保证移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后期扶持存在不具操作性和范围不足等,成为矛盾的焦点。应当改变以公权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和规范实践,重构中国工程性移民法制体系。     

我国户籍制度的宪法学批判——兼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环境

我国户籍制度初衷良好,但在演进过程中其功能却被人为的异化了,它侵害农民的宪法权益,违背平等、自由、公正的宪法理念,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障碍。应当站在宪政的高度对其进行改革:逐步剥离户籍的身份含义、福利含义,还原户籍“人口统计、社会治安、制定国策依据”的原初功能,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必须有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来保证各种人为障碍的消除,并适当丰富和规范社会利益分配的标准。     

比较制度优势与模式化悖论——以苏南模式为实例

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制度优势”,若将一种制度模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就极易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而多模式竞争能促使各模式保持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成为“制度模式化悖论”的破解之道。     

中国创建学习型政府的动力系统分析

创建学习型政府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需要。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社会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应用、传统文化的积淀、高层领导的支持等,都有力地推动着学习型政府的顺利创建。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走向

我国的社区建设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热点,全国有些城市也在社区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本文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了今后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论侦查讯问谋略的结构体系

侦查讯问谋略是由谋略主体、谋略对象、内容和谋略场四个要素有机地构成的整体。以讯问谋略主体为核心,各要素在整体运行当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侦讯谋略的结构体系是由讯问谋略、讯问方法、讯问语言及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的搭配、排列而构成。     

试论治安复杂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治安复杂地区具有集中性、复杂性、历史性、外源性、动态性的特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目标应围绕"稳、低、少"三个方面。社会治安复杂地区防控体系建设的主体框架应包括:情报体系建设,巡防网络建设,快速反应机制,治安管理机制,打击整治机制,犯罪预防机制。     

推进我国选举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选举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实现，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我国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规定过于分散，直接选举过于频繁且范围过窄，竞争不够充分，不尊重被提名人意愿，候选人介绍存在缺陷，选区划分制度不科学，选举程序不够严密，选举制度与代表制度存在冲突，代表结构比例要求与区域选举制存在冲突，救济和裁判制度不健全。选举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通盘考虑，要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水平为价值导向，走法制化道路。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和完善选举立法，解决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有意识地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回应公民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对选举制度建设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