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实践中,对于死刑的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并且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也常常对是否需要判处死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都会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产生影响。另外,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否构成了国际习惯法也没有定论。由于我国现阶段不可能会完全废除死刑,所以在同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为此,我国《引渡法》也应引入死刑不引渡原则。     

对公安刑事法律文书教学的几点思考

公安刑事法律文书的教学目的就是实用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安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动性 ,使用司法词语的准确性 ,写作技巧的熟练性 ,以提高这门课的教学质量 ,满足公安机关对所需人才的要求。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分析

本文从GDP相关指标(传统GDP、绿色GDP和人文GDP)的排名、综合国力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经济强国指数排名、《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排名等多个视角对中国国际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其中,经济强国指数研究是我们在国际比较领域的新尝试,该研究借鉴了综合国力评估、国际竞争力评价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国际权威数据库,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强国指标体系,并计算得出各级各层经济强国指数。     

超现实主义视域中的达利与拉康

超现实主义思潮的表现方式和颠覆现实的内里逻辑是拉康早期理论兴趣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与超现实主义的旨趣,即力图打破现实的物性生活,追求未被世俗物欲毒化的理想境界这个兴奋点不同,拉康并不是在现实生活背后肯定性地发现惊异之美,而是致力于颠覆式地揭露出人之生存面相背后的倒错悲剧。     

比例原则与监听刍议--兼论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做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她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浅析公司设立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任何公司的设立都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 ,在此过程必然发生一系列法律关系 ,诸如公司设立成功时设立行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公司设立未成功时设立行为的法律责任、公司设立无效的设定及法律责任等。确立这些因公司设立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则 ,有利于开展公司设立活动和维护债权人利益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立法刍议

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

必须克服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模式的缺陷．重新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使之继续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必须因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化的形态，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高度。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