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及其保护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许多国家民法规定赃物是可以通过善意取得而合法占有的,我国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不够完善。文章对善意取得制度的含义、赃物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加强对赃物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观点,并就具体保护措施提出了一些看法。     

名人做虚假广告法律问题研究

关于名人做广告的话题,近些年来一直是新闻传播界讨论的热点。名人做虚假广告已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潜在社会危害性不可低估,众多消费者因名人效应而屡屡上当受骗,司法实践中也曾出现状告名人的现象,但名人对此是否应负法律责任众说不一,该问题还未引起法学界足够的关注。文章旨在通过对名人做虚假广告的虚假性识别、承担法律责任的理论基础及对消费者的救济途径等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以期能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建中国的就业保障体系

本文提出,依据失业保障自身特点、保障目的、制度演变规律、现实状况和未来挑战等多因素,中国失业保障体系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就业保障体系.从如何保障就业的角度出发,设想未来的就业保障体系由就业预备、就业预告和就业保险三部分组成.就业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科学的规划和系统的过程,具体可分为突出就业导向、完善就业制度和整体协调运转三个阶段.     

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提出逐步推进党务公开,这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突破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举措。党务公开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贯穿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推进党务公开,进一步扩大了党员和群众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成为新时期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又有着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丰富内涵;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反映了对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要从确立社会目标、进行利益分析、实施制度安排、着手意识培育等四个方面着手,正确处理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论我国鉴定人屏蔽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应经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刚性规定促使鉴定人必须履行出庭作证义务,从而提高了鉴定意见证据效力对质证程序的依赖程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就格外重要.鉴定人屏蔽作证方式为这一问题的探寻提供了微观视角,我国已经存在证人屏蔽作证的司法实践,但是对于鉴定人屏蔽作证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而这些争议实质上是鉴定人屏蔽作证与传统诉讼法原理的冲突与解决,具体反映在鉴定人屏蔽作证应当遵循的原则、程序设置、配套措施等方面.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刍议哄抬价格行为的入罪化

价格问题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哄抬价格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中国现行法律制裁措施对它遏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着当罚性,故该文认为哄抬价格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为此,该文比照现行刑法非法经营罪的法条设置就哄抬价格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了哄抬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了探讨。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事审判监督机制,对于遏制司法不公具有极为现实的作用.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科学界定,是研究民事检察监督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检察监督权的权限范围.民事检察监督应从审判独立、当事人处分权、裁判稳定性的关系等理论基础出发,结合我国检察监督的实际规定,进行范围的界定和划分.     

走向谈判的工会:党巩固阶级基础的政治架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联结工人阶级的纽带,是党实现执政使命的重要组织资源。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传统体制的制度约束,工会组织亟待摆脱“制度性弱势”,完成党巩固阶级基础的“传动装置”的再启动。因此,需要在党的推动下实现工会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提高工会组织的代表能力,赢得职工群众的信任,这有利于增强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层面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