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种解读

中国共产党在50余年的执政历史中,孜孜探寻、拓展和提升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化解执政风险,避免执政危机,根据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探寻执政的合法性资源。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深的层次上探寻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夯实新世纪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与时俱进应着重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与时俱进是时代的呼唤,意义重大。坚持与时俱进,应着重解决好“进”的依据、方向、检验 和动力等问题。     

论刑事责任量的事实根据

刑事责任量可以分为刑事责任基本量、增量、减量和变量,相应地,刑事责任量的事实根据分为基本量的事实根据、增量的事实根据、减量的事实根据和变量的事实根据。其中,基本量的事实根据是基本构成事实,增量的事实根据是基本构成事实的多余部分和加重构成事实,减量的事实根据是减轻构成事实,变量的事实根据包括变量法定情节事实和变量酌定情节事实两个方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关系——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继承性

理论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渊源，是学习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重要途径。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弄清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基础，二者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需要弄清它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课题、共同的历史任务，在理论渊源、理论主题、理论品质、理论基点、理论目标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继承性有着重大帮助。     

论国德与国运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德,是其建立、维系、绵延与垂续的根本存在.以德为本,就是亲民、养民、保民,就是蓄大德以仁爱天下.自古有国有天下者,其兴衰治乱,嗣续绵延,未始不以德为本.惟建大德,立大本,方可绵延世泽,嗣续不已.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国防征用权与私人财产权平衡的法理考量

国防征用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是国防征用活动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国国防公共权力的法律表达,国防公共利益是其存在的“合理内核”；私人财产权的当代“扩张”,使其与国防征用权客观上发生着冲突,此冲突的实质是其背后国防公共利益与私人个体利益间的冲突.作为两种表达差异的法律权利,两者冲突表象下亦蕴含着平衡的诉求.     

超验主义中的以道为体与以儒为用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超验主义哲学家和美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领袖。在他构建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中，既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也积极的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接受儒家思想，并为己所用。虽未接触道家思想，却与之奇妙的契合，最终体现为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的思维模式。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探究

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大陆法系各国提出了各种学说,在我国也是各种学说林立。大陆法系出现了主观的未遂论、客观的未遂论和折中的未遂论的理论对立。客观的未遂论是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事实上是倾向于客观说的。客观主义未遂论有利于确立保障人权、公民本位和个人自由思想,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公民自由权利意识日益增长的现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治安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理性思考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日益复杂,治安学理论对公安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越显重要.但是,目前的治安学理论研究却存在许多的问题,导致治安学理论发展的停滞不前,对治安学的学科发展乃至整个公安工作的开展都带来极大的影响.应创新治安学的理论研究,改变当前这种不利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