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

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处理“学” (基础理论研究 )与“术” (应用研究 )关系时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两者分工明确 ,而且紧密结合。而中国则“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西方学者大多“先专后博” ,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中国传统的学者多为“先博后专” ,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 ,掌握广博的知识 ,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 ,即“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 ,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 ;所谓“面” ,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西方学术注重“点” ,而中国学术强调“面”。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

中西方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中华文化面临较大挑战。探讨和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如何使中西方文化在碰撞之中不只是冲突而是交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廉政机制及其借鉴启示

西方文官队伍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权力 ,为了防止文官滥用权力 ,以权谋私 ,避免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 ,西方各国从法规建设、管理体制、任用考核、舆论监督等多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对权力实施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我们需要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 ,加快并完善廉政立法工作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严惩腐败分子 ,促进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     

从西方私人保卫公司到我国的保安服务公司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保安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发展,保安服务公司作为与西方的私人保卫公司相对应地产生,更作为辅助警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悄然而至。对西方私人保卫公司与我国的保安公司的发展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对两者的合作前景进行剖析和展望,以期从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保安组织发展之路。     

论西晋乐府诗的雅化

西晋乐府诗集中出现于太康之前，与西晋诗人多“寒素”出身，追求以儒学、文章入仕有关。受西晋礼乐的影响，西晋乐府诗具有雅化的特点，既正视现实、重视道德，又极力追求词采繁富、刻划精工，体现着自觉为政教服务的精神。     

从“西方哲学”到“生活儒学”

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两条基本进路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但都未能彻底解决"原初观念"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存和生活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打通了通过生存领会而接近存在本身的路径,但仍存在自身的困境.而生活儒学主张重建儒家形而上学,通过仁义礼知"四端"的奠基关系,回到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回到生活本身.     

简论晚明“西洋哲学”之输入

《记法》专门探讨"记忆"问题,是一部介绍西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专著。《童幼教育》是教育学及伦理学专著,属哲学之一支,既是介绍"西洋法学"、"西洋医学"入中国之最早文献之一,亦是引介"西洋神学"及"西洋大学"之最早文献之一,可说"太西总学之大略"已赖此书输入中国。《西学凡》介绍了哲学学科四年之课程(第一年逻辑学,第二年物理学,第三年形而上学,第四年数学与伦理学),已经把当时"西洋哲学"之全部内容包含完了。《灵言蠡勺》分四篇,一论灵魂之体,二论灵魂之能,三论灵魂之尊,四论灵魂所向美好之情,是晚明一部专门介绍西洋"灵魂"学说之哲学典籍。这些书在中国之刻印,正值"西洋近代哲学"之发源期,它们没有把"西洋近代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但却把"西洋近代哲学"之前的"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了。近代以前"西洋哲学"之完整框架,已经在弗.培根活动的那时节,出现在晚明中国学术界。     

西方协商民主的前史探源与困境启示

西方协商民主的演进同民主的发展关系紧密,考察民主发展轨迹能够更好把握西方协商民主的内涵;考察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能够更好了解西方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与发展困境.西方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发展受阻,是因为其所秉持的公共话语理念与公共责任理念同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分析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能够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探析

从历时态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分为早期、中生代、后现代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理论特征,并且各个阶段之间又呈现出了逻辑上的“贯通”与“断裂”。从共时态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四种学理向度,深入研究该理论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略论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政治应当体现为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如果多数的权力不受制约,多数人进行统治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集体的智慧是有限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多数的交易规则对少数人具有强制作用,这样常常会产生多数人忽视少数人权益的现象。因此,要使多数人的民主成为多数善政,要使民主政治具有适当的制度基础,就要对多数投票决定问题的范围加以限定,少教人应当被给予更大程度的自治,司法体系和社会力量要充分利用起来对多数的权力加以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