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组党结社与国家政治安全

网络组党结社是信息化时代秘密结社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具有政治诉求多元、组织发展隐秘、活动方式多变以及成员结构复杂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治安全有着潜在的威胁和现实危害。分析其活动方式,把握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将网络组党结社活动控制在有关职能部门的视线范围内,并依法打击其非法活动,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内安全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社会制度中的良善生活——马克思和杜威的伦理学构架

马克思和杜威的伦理学都强调道德是具体社会制度中的生活形式,这一观点既摆脱为伦理学寻求形而上学根源的困境,又指明了良善生活可能具有的内容。同时,社会制度包容不同的良善生活形式,认可了伦理价值的多元性;社会制度也排斥那些不道德的生活形式,它限定着良善生活的评价标准。     

试论媚雅广告的表达机制——兼论其对社会排斥的隐性表达

媚雅广告是指以感性诉求为主、强调典雅情调、营造尊贵品位的广告形式.它通过对艺术、运动、地域和源语符号进行意义嫁接,完成符号赋值,一方面鼓励社会中上层进行精英反叛式的主动排斥,与社会普通大众保持距离;另一方面试图赋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以合法性,故意通过差异化设置文化界限和社会区隔,导致了社会下层的被动排斥.从表面看,媚雅广告是一种新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的表征;往深处究,不难发现它巧妙地利用了文化资本为之效力,是竭力追逐利润的商品生产者和试图扩张文化话语权的社会中上层两者合力的结果.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论新形势下我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

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柱。执政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要想保持强大的执政基础,获得广大民众的长期支持,则必须注重对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当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继续引领和不断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就成了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转型期我国利益整合机制述评

由于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日益明显,他们之间因利益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也正日益凸现出来。严重的利益分化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已成为制约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对转型期我国利益整合机制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试着从各个角度提出一些改进的措施,以弥合这种趋势。     

社会交往心理障碍及其调适

大学生社会交往技能表现为能在群体中正常完成合作、竞争、冲突和交友等交往活动。社会交往技能的心理障碍分为社会性退缩和社会性攻击两类。操作学习法、社会学习法、认知-行为法是调适社会交往技能心理障碍的主要方法。     

社会学视野中的公共安全分析

现阶段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已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必须以科学安全观对公共安全进行再思考。西方社会学家对公共安全有其独特分析视角。透析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诱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是多元的;我国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是要加强立法建设,建立起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体系。     

作为社会共同体建构技术的法律修辞

法律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性力量,其对社会治理的参与,需要借助于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共识发挥作用。就此而言,法律可被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力量。法律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想象而获得力量,同时也通过生产想象而作用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在实践中表现出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技术。法律修辞通过将话语组织起来的方式,在社会中生产关于法律的想象共识,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技术。法律修辞既能通过叙事来指引关于共同生活经验的想象,以历史和现实中所分享的共同经验形成认同,从而建构社会共同体;又能通过论证来指引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想象,使彼此激烈冲突的不同价值观借助修辞的软化而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并通过关于价值判断的认同建构社会共同体。法律修辞的这些特点,使之在形成共识时所达成的更多是相对共识而非绝对共识,表现出模糊的特征,从而达成不完全理论化合意来回应现代社会中价值判断的多元分歧,更有利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