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日本教师职前培养模式改革论略

战后初期,在民主化教育体制建立、战前封闭型教师职前培养模式反思以及社会对“教师”职位认识变化的影响下,日本教师职前培养模式走上了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其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整编旧制师范学校、在旧制帝国大学创设教育学部以及在一般大学开设教师培养课程.研究战后初期日本教师职前培养模式改革的背景、措施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对正处于教师教育转型期的我中教师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遗嘱形式缓和”之实证分析

我国《继承法》坚持遗嘱的严格要式性,司法实务中一些法官为了维护遗嘱人真意,妥善处理纠纷,缓和或淡化了遗嘱的形式要求,并没有严格地依法办事。本文选取了近年我国的两例司法判例进行分析,借以说明遗嘱形式缓和之必要以及遗嘱形式缓和之合理的"度",同时探讨立法上的应对措施。     

改革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中国的当代表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是改革精神。一方面,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精神,是邓小平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另一方面,改革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特质和精华,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继续秉承和大力弘扬。     

对法国物权变动债权意思主义的再思考

一般认为,《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即当事人间的债权意思引致了物权的变动。但深入研究《法国民法典》后却得出了并非完全一致的结论: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是一定逻辑体系之"前见"下的结论。以权利生效的要件以及权利变动的过程和结果观之,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荒诞的。"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应当被确立为物权变动的第四种立法模式。这一认识对于理解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选择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意义。     

论高校励志教育的主体向度

高校励志教育是一个由主体与客体及其两者关系构成的结构系统。在目前,从主体向度开展励志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主体层面,励志教育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开放性的思想教育,激励机制建构与挫折教育。     

“老工伤”问题的法律探讨

针对“老工伤”问题，我国已先后出台一系列法律文件与政策规定，但由于其法律位阶过低，缺乏法律责任条款，执行起来较为随意，因而使此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建议法律进一步具体明确两个当仁不让的责任主体：一为用工单位，二为政府。     

新形势下人民警察服务职能及其实现途径

人民警察的服务职能是指人民警察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以服务为宗旨,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警察素质;落实警务条例,规范警务活动;实行警务公开,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警务绩效,和谐警民关系等措施,促使警察机关和从警人员认真履行服务职能。以期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实现中国梦创造条件。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人权保障功 能简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加强了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对保障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正确执行有重要意义。更好的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功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选任优秀的人民监督员队伍；尝试扩大人民监督范围；创新人民监督员监督形式。     

“90后”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提升初探

近年来,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弱、认知和行为脱节的现状令人担忧。如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实现"知行统一",成为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重点。为此,高校应该针对当前大学生道德能力低下的问题,着力探寻提升道德实践能力的新路径,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熏陶思想情感,充实精神生活,升华道德境界,实现德育工作效益的最大化。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Tatar Yoke

Analysing and comparing the various conventional and revisionist narrative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Tatar Yoke’,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that Western historiography has long been critical of the dominant negative view on the Tatar–Mongol rule over Russian principalities and that in Russia we find similar revisions in history – with some exceptions – only in post-Soviet times. This article aim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revisionist views on the Tatar–Mongol rule con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Russia. In the part which analyses the revisionist discourse in Russia the emphasis lies on the new Tatar narrative. For Tatar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tar–Mongol rule is of outstanding importance because it functions as a means to enhance Tatar national pride, and it contributes to Tatarstan's sovereignty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