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及其矫正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领导方式以行政命令、强制指挥为主，在领导体制上党政融合，在活动方式上混淆基层党组织与基层行政组织的功能边界。政党行政化的形成，与历史经验、体制渊源、领导干部认识局限等有关。行政化的矫正，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由过去的指令型向引导型、指挥型向示范型、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关于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思考——从许霆盗窃一案说起

最近，许霆盗窃案引起了人们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此案的被告人许霆最终经历了从被判处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的惊险蹦极，一审重审判决的刑期大大缩短，似乎舆论、民意在与司法的较劲中获得了胜利。这种度身订做的判决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并从中读到了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劳动合同期限的立法理念和实践裁断

劳动合同期限制度问题实质上是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选择适用的问题。文章从立法现实到立法理念得出固定期限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协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劳动合同期限选择应关注公法和私法精神的共同追求；关注劳动者的保护和管理的结合；关注法理层面上和其他法律部门共通的精神，即自由，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并提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修改建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详细规定和构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限制，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适用范围等。     

罪犯生活卫生工作的理念创新与职能发挥——"首要标准"视野下的思考

监狱贯彻“首要标准”，各项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都必须创新与适应。罪犯生活卫生工作因其政策性强、受社会关注程度高、与罪犯关系紧密，而显得尤为重要。在具体实践中，必须确立“物化的刑罚执行工作”理念，发挥维权职能；确立“管理社会化”理念，发挥管理职能；确立“细节决定成败”理念，发挥维稳职能；确立“环境改造人”理念，发挥教育职能；确立“劳动创造财富”理念，发挥自供职能；为罪犯“回归”助力。     

延安精神及其生成环境与条件的历史考察

延安精神作为中共的一笔宝贵财富，具有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和群体性特征，是中共在延安时期领导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斗争实践中，倡导、培育、形成的把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与彰显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有机结合，既体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性质、宗旨，又富有广泛人民性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群体精神风貌和道德情操。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使得延安时期培育生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以检察机关制度完善为视角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使律师的执业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制度的平衡。因此，制衡的检察机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的配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可在检察权的完善、检察职能的内部配置以及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我国乡村贿选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乡村贿选问题。乡村贿选侵犯了村民的选举权，滋生了村官腐败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及到农村的社会稳定。乡村贿选是行贿人（候选人）、受贿人（选民）等相关人员在特定的法律制度背帚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强化对贿选的惩罚力度，提高贿选的违法成本，使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都无利可图，从而有效地遏制贿选的发生和泛滥。     

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出来的。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继承与批判的关系，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流。     

人民警察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对策

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要求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开放的心境、积极进取的精神、随机应变的能力、坚定的意志和敏锐的直觉等。而职业倦怠则悄无声息地伤害着他们,使人民警察失去谋求专业发展的上进心,体会不到工作的乐趣和成功。人民警察只有克服职业倦怠,保持愉快的心境,才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才利于精力充沛、思维清晰地投入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须对人民警察的职业倦怠现象引起足够的关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法律规避制度在合同冲突法中的存废——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展开

涉外合同司法审判中，法院在运用法律规避制度时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法律规避制度本身在合同冲突法领域无力实现其功能的表现。法律规避排除和惩罚当事人规避意图的功能与涉外合同法律选择中的盛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当事人的规避意图难以探究和证明。法律规避制度设计之始就给法院安排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保证强制性规则适用的功能，法律规避制度亦难以有效实现。新兴的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则可以在涉外合同领域实现法律规避的功能的同时，克服法律规避制度适用中的实践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