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制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切实解决传统行政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实现政府体制转型。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     

当代行政人格及其养成

当代行政人格有公共人格、责任人格及自主人格三个基本形态,其道德养成可从畏惧感、羞耻感及崇高感着手。当代行政人格的道德养成需要国家和社会为每位行政人员提供优良的制度安排和法治环境,更需要行政人员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日常行政管理实践中始终做到用对、用准、用好权力。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法视阈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政府、社会及农民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既有相应的权力(利),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各自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和调整对象,本文分别基于这三个法域检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考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的越位和缺位,反思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和基础作用,提出在社会法视阈下政府应定位在承担法律制度构建、财政支撑和监督管理之责任。     

论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

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受案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有完全的管辖权,可以主动、全面、深入地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般无须尊重行政机关在事实判断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政判断余地等理论的发展,行政法院对行政主体进行强势监督与制约的格局有所松动。另外,行政法院在判决与执行中恪守权力分立原则。德国行政诉讼中这一权力边界格局的形成,是与其宪政体制、法院分工、法定法官原则、二战后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以及发达的公法理论等紧密相关的。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做了重大修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即"反黑三罪")以及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的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进行了立法完善,这对于加大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力度,完善刑罚措施起了重要作用。     

提升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国外家庭支持政策制度设计的分析

家庭支持政策是影响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关键因素。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托育成本的下降、托育开放时间的延长以及生育假期制度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因此,应对托育制度、生育假期和生育津贴制度进行完善,并对贫困生育女性提供托育支持和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优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公务员对我国行政改革的认知状况调查——基于对浙江省公务员群体的调查

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了解有限,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对先前制度的依赖,与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公务员群体也因性别、年龄、学历和机关工作年限等不同,在相关看法上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当前各级政府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经济管理强、市场监管弱、社会管理弱、行政执法弱、公共服务弱的现状;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能存在供给"短缺"与政府"缺位"的问题。我国政府强调行政改革的中国特色,形成了行政改革实践的"渐进性"和"两个超越"的特征。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