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论规避行政道德失范的路径依赖

规避行政道德失范既是构建社会主义现代行政道德体系的需要,更是实现依法行政和抵制行政腐败的需要。目前,规避行政道德失范的路径依赖主要是机制构建,即高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的行政道德指引机制,切实加强行政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的教育濡化机制,稳步推进行政道德规范向行政法规的转化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政道德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对行政道德失范的全方位监督制约机制,成立富有实效的行政道德失范惩戒机制。     

论行政审判权的有限性

行政审判权是国家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多种因素决定了行政审判权具有有限性,对此进行探讨,有利于正确处理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利于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监狱严管效能渐趋式微及对策——从刑罚宽严相济视角解读

对极少数抗拒改造、行为恶劣的罪犯实施严管是保证监狱改造秩序,促进这部分罪犯改恶从善的必要惩戒措施,就狱内违法违纪的惩戒而言,它的指向并非是绝大多数积极改造的群体,它涉及刑事处罚的再犯罪毕竟少之又少,故严管措施确有其主流手段及相对严厉的惩戒效能。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执法管理者的力不从心,严管罪犯的"不过如此"心态,严管效能渐趋式微。通过数据统计和理性分析,从宽严相济的视角出发,在罪犯心理、监狱相关措施、执法体系及教改手段等层面进行诱因探求,并在对策层面作一些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论和谐视阈中行政法的品格

和谐社会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促进或实现和谐是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法制实践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行政法精神、价值趋向、基本功能及其内在机理必将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这些转变需要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着行刑社会化理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行刑社会化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因此,应当在刑法人道性、谦抑性等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地予以改进和完善。     

现代法治视野下的轻缓刑罚观

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强调刑罚对社会的保护之余,更为关注刑罚对人权的保障。重刑并不必然降低犯罪的发生率,因此,轻缓刑罚观已成为当前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所广为接受的新刑罚观。我国刑法对此应适当借鉴,尽快树立轻重兼顾、以轻为主的刑罚观。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道路的设计

行政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 ,邓小平主张从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途径和方式。“渐进式改革”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特定内容 ,坚持渐进式行政改革的道路 ,是保证当代中国行政改革走向成功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