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制度研究——以对公司解散的法理思考为基础

公司解散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强制解散又分为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两种。尽管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强制解散制度做出了明文规定,但其规定十分简要和原则化,在法律规范的理解和具体司法操作中带来混乱和分歧。通过对两种强制解散制度的立法宗旨、解散事由、解散程序、解散效力等的比较分析,归纳出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制度的异同点,进而加深公司强制解散制度理论的认识。     

证券业监管中司法权的介入及其与行政权的互动

司法权对证券业的和谐介入,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我国的证券业监管中,司法权介入的适度性以及其与行政权互动的边界均较为模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

行政刑法规范是规定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行为予以相应刑罚处罚的法规,在我国仍然是基于刑法上明确规定的罪名而予以制裁的法规。它并不是独立于刑法的其他的特别部分,而是刑法固有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刑法规定有可以不适用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时,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有关犯罪以及刑罚的基本原则方面仍应适用刑法典的规定。至于空白行政刑法规范,由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基本轮廓以及刑种与刑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只是将其一部分构成要件授权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补充,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有可行性,它并不违反立法的本意。通过制度规范,可以防止法官进行调解时无法律程序可依,在现有权力结构下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节省诉讼成本,提高效率。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可能和限度——从制度运行动力的视角出发

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设置在行政体系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承担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职责。一直以来,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界发出了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强烈呼声。‘行政复议制度得以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于行政层级监督,“司法化”理念下的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则是这种监督的间接表现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方可实现。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之下,更为可行的是吸收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中完善相关复议程序的建议,在行政层级监督的直接推动力之下,借助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来推进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强化侦查监督措施探索

强化侦查监督职能的措施包括拓宽侦查监督途径和强化侦查监督手段,这是侦查监督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要通过建立检侦刑事案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专项监督机制;建立从《纠正违法通知书》到《检察建议》的传导配合机制以及抵触侦查监督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办案人员一定的调查权等措施来加强侦查监督。     

论我国检察权的法律性质

理论界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及行政司法两重性说三种观点,这些学说各有利弊。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     

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律对策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在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证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践中,行政处罚听证适用范围过窄、听证笔录法律效力低等问题使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亟待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服务型行政法:逻辑与构建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行政法必须进行相应的适应性变革。管理论模式、控权论模式及平衡论模式从理念到制度设计都无法适应服务型建设的要求,只有服务型行政法才能担负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导向与工具服务的作用。必须从服务规范化、民主化、多元化三个方面对行政法进行重新构建。